1936年11月23日晨,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人,史称“七君子”事件。

鼎力救助“七君子”的马相伯

马相伯(1840—1939),又名良,丹徒人,教育家、神学博士。创办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九·一八”事变后,坚持主张团结抗日,被誉为爱国老人。1939年百岁华诞,中共中央电贺誉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七君子”被捕后,马相伯在南京闻讯后异常气愤,立即投身到了营救“七君子”的活动中。他首先致书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老夫愿以头颅作保”,疾呼“爱国无罪”。紧接着又会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宋庆龄、何香凝等一起亲笔签名,向全国同胞发表了《为七领袖被捕事件宣言》,“要求政府无条件恢复被捕九位(指‘七君子’和11月28日在南京被捕的孙晓村、曹孟君)先生的自由,释放一切因爱国行动而被捕的同胞”。

冯玉祥接函后,立即致电蒋介石,拟请释放,以示宽大。蒋介石对此不置可否。冯玉祥意识到仅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济于事的,于是又发起十万人签名请愿运动,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七君子”。一时间,全国上下纷起响应,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七先生并立即允许马相伯先生还沪”。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于右任急忙向马相伯寻求对策,马相伯亲笔拟了电稿:“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请释中正,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获悉在解决事变过程中马相伯、于右任的态度相当积极,因此从西安回南京后,即派人问马相伯有什么要求。马相伯当即写了五个大字:“释放政治犯”。

“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军民团结抗日的局面形成,蒋介石不得不于1937年7月31日宣布无罪释放“七君子”。8月3日,被关押八个月之久的“七君子”出狱了,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杜重远先生赶赴南京大方巷14号马相伯寓所致谢,并摄影留念。相片印出之后,沈钧儒在相片的左下方亲笔题写了六个大字:“惟公马首是瞻”。

为“七君子”出庭辩护的李文杰

李文杰(1906—1998),江苏镇江人,出生于扬州。先后就读于扬州中学、北京通才高专、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1930年执业注册会计师。1936年任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主任律师。曾参与“七君子”案辩护律师团、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新四军募捐、《译报》和《鲁迅全集》出版发行等活动。

1937年4月3日,国民党反动政府不顾全国人民要求释放“七君子”的呼吁,竟然宣布对他们7人正式提起公诉,并通缉在美国讲学的教育家陶行知等七人。随后国民党反动派于6月11日和25日在苏州两次开庭对“七君子”进行审讯。负责审理此案的是江苏高等法院,地点在苏州,罪名是涉嫌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按照起诉书的说法“各被告共同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成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本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案件,审判不过是在走过场而已。

当事人家属为慎重起见,聘请了上海和苏州两地执业的律师组成了庞大的律师团。为七君子进行辩护的律师有江庸、刘崇佑、张耀曾、汪有龄、陆鸿仪、吴曾善等知名律师,李文杰也是律师团成员之一。沙千里说:“请这么多的律师,而且多是知名人士辩护,这在司法界的历史上是仅有的。”

李文杰在日记中写道:“与检察官大开辩论,庭上空气,至为紧张。”

“……在高二分院开庭审讯时,救国会组织了大批爱国群众出席旁听。法官见状慌了手脚,借口‘案情重大’,禁止群众旁听。群众在法院门口聚而不散,以示抗议。在庭上,沈钧儒等‘被告’和我们辩护律师对南市公安局及警备司令部要求把被告移关南市地方法院看守所的无理主张痛加驳斥。法官对此无言可答,只得当庭裁定;‘责付律师,保证以后开庭时随传随到。’国民党当局妄图把‘七君子’迅速‘引渡’的阴谋,当时未能得逞。”——李文杰《我为“七君子”案辩护》

在律师团的共同努力下,在社会各界的声援下,江苏高等法院最终于1937年7月30日裁定将七君子交保开释,此案“尘埃落定”。

图1：七君子与马相伯合影

图2：晚年李文杰（右二）

王荣 王抒滟 

责任编辑：吴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