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武 王 聪

从工业化逐渐过渡到后工业的城市增长时期，从“生产空间”的增长，将逐渐让位于城市内涵型、存量型、质量提升为特征的“空间生产”的方式。城市群的区域发展和增长模式，同样已经进入了从“生产空间”转变为“空间生产”的增长周期。

空间增长的两种理论视角

一是空间重构的视角。空间重构是城市区域系统发展到一定阶段，根据外部变化而对其内部要素和结构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以促使区域整体效益更优化。空间重构的核心是优化生产空间，获取区位比较优势，从而提升地域空间的生产效率，扩大生产和再生产，以吸引更多就业人口，最终推动了城市的扩张以及建成区、人口与经济的多重增长。空间重构的目标更多在于通过优化建设交通网络结构体系，重构区域内的生产、交通和市场关系，推动区域内的要素流动更加便捷、自由和低成本化，从而达到繁荣城市经济，活跃城市关系，助推城市增长的目标。

二是空间生产的理论视角。空间生产是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的重要学术思想贡献，他提出了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具有社会空间、矛盾空间和差异性空间。社会空间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特别提出城市空间的生产就是城市社会关系的生产论断；矛盾空间作为抽象空间的一种表现，体现为城市空间的对立性，为了降低空间的对立性，只有发展更多的差异空间和特色空间，如此城市空间的生产才能更加凸显一种质的变化和提升。空间生产实现了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转变，即空间不是生产载体，而是生产对象，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从城市的发展过程来看，传统的城市空间生产差异囿于城市所处的自然环境特点，而现代空间差异化生产中，社会结构的差异成为不平衡发展的生产力。尤其是城市内部以及城市之间隐形的社会关系，是空间生产的核心基础。空间生产的最终目标是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城市空间正是在这种内在动力驱使下而不断嬗变。

城市群的区域增长模式

一是“工业区位优势”引领模式。阿尔弗雷德-韦伯在其“工业区位理论”中所提到的依托生产要素的邻近性所形成的集聚效应推动了工业型城市的快速增长。韦伯研究的理论核心就是追求最低成本的工业生产区位，是在最低运费、最低劳动费用和最佳集聚这三者中择优选择的区位。除了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之外，影响地方性积累的所有其他要素均可以纳入集聚和分散之中。为了寻找最小费用的区位，集聚要素又分为由“运费指向”和“劳动费指向”所带来的原料供给地和消费地的集聚，或者在若干工厂相互临近的区域形成地方集中化，通过企业的分工协作和基础设施共享带来集聚利益。

二是 “交通区位优势”引领模式。以胡佛为代表的运输区位论学派具体分析了运输距离、运输结构和运输方向对于工业布局的影响。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认为，假设人口密度均匀且各地到中心地交通条件相同，就会形成中心地商业区位的六边形网络，以此推导出在理想地表上的聚落分布模式，而交通系统对聚落体系的形成有深刻影响，交通会引导城市增长方向，城市多沿着交通干线呈现串珠状分布。交通运输方式的改良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对于知识外溢和产业集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和空间重构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是“市场邻近优势”引领模式。廖什在他的著作《区位经济学》中提出了市场区位论，从需求角度出发，把生产区位和市场范围结合起来，构建了市场区位及市场网的理论模型。他认为最佳区位不是成本最小点，也不是收入最大点，收入与成本差距最大的区位，即利润最大区位才是最佳的选择。同时，帕兰德的市场区位论揭示了产品价格、运输费用与市场的关系，为市场划分的问题以及商业的市场扩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在自由市场经济的理想状态下，区位均衡过程成为解析城市空间结构内在机制的重要着力点。

城市群区域增长的空间生产创新模式

当城市群区域内的城镇化水平超过70%以上之后，一般会进入城镇化的较缓发展阶段。因此，要实现较高城镇化水平之后的城市群区域增长，需要重建一种以“空间生产”为机制的内涵式、质量型、生态化城市增长新动力结构。

一是“社会空间的生产”型的内涵式发展模式。城市群作为一个相邻区域的城市化连绵区，不仅需要为生产空间的一体化集聚区，更需要构建社会空间的生产机制，以社会空间的生产、消费来提升城市发展的质量。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有助于城市增长进入市民化与生态化轨道。社会空间的生产更多聚焦在城市更新和城市集体消费空间增长两个维度。城市更新主要以“退二进三”“腾笼换鸟”“空间绅士化（urban gentrification）”等更新形式来提升城市旧城区的活力，这种更新有利于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和生态素质的提升。其次，社会空间的另一种形态即集体消费空间，除了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还包括城市景观公园、社区公园、社区广场、开放街区等市民空间。市民开放空间的增长，有利于提升城市的市民社会参与和公共空间占有几率，更是推动城市空间生态化、绿色化、市民化改造的重要结果。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在列斐伏尔的思想中，还有一种“城市权利”的市民化回归，要在更新中保护原住民的权益，不要把原住民驱赶到城市的边缘地区，而是要还城市中心的权利给原住民，从而确立城市社会空间生产的权利公正性。

二是“差异空间的生产”的特色发展路径。空间差异化是城市特色化发展的重要指向。列斐伏尔提出，由于资本驱动导致城市过度雷同，从而形成了城市的单一性空间生产方式。他特别强调在矛盾空间的基础上要通过差异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differential space）以推动空间生产的多元化、多样性。今天我们反对千城一面，反对万楼同型，就是主张城市建设和发展能够走差异化之路，差异空间的生产比重越高，城市差异性就越大。城市群地域因地域相近，文化相似，更需要特别注意差异化的城市空间增长和发展原则。城市差异性的空间增长也是一种品质发展的路径。城市建设的差异化或城市空间意象的特色化塑造，已经越来越成为城市提升品质的重要途径。城市唯有以高品质发展，才能独具魅力和吸引力。差异性的空间生产主要体现为城市规划、城市色彩、城市建筑、城市景观、城市道路等决定城市具体空间功能与性质的物理空间。

三是“象征空间的生产”与城市品牌发展路径。象征空间亦称符号空间，是指城市中能够具有清晰的品牌化、独特的符号性和容易感知记忆的属于城市特定形象的建筑空间或精神空间。象征空间的生产越发达的城市，就是城市象征经济越发达的城市。象征经济在很大一部分都是旅游经济，即象征城市特定经济、政治或文化的空间与文明，通过吸引消费者前来消费的一种体验型经济类型。现代城市已经越来越聚焦于打造象征经济，通过生产更多的象征空间来提振象征经济成为重要的城市增长战略。

“生产空间”到“空间生产”的城市空间增长路径，不仅重构了城市群的发展逻辑，更重建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从工业社会发展阶段逐渐向后工业社会发展阶段过渡的扬子江城市群，坚持走内涵式、质量型、特色化、生态型的发展之路和空间增长之路，是引领该区域创新增长的重要实施路径。

文章来源：江苏智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