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在村里“五七”学校毕业﹙算作初中毕业﹚，与两位任课老师一起参加了高考。两位老师一位教语文和物理，一位教数学和化学，都是本村高中毕业回到村里聘用任教的。那时不分应届往届生、不分高中毕业初中毕业，同场参加考试，同样题目考卷，同等分数录取，但我们都没被录取。

1979年，“上山下乡”政策落实。下放知青、下放户们争先恐后“胜利大逃亡”般回城了，我家其中一分子，我也就于1979年9月从农村中学转到县中续读。转学后发现两地学校教学进度、内容、水平都相去甚远！原本每门课我都是年级数一数二的，可转学过来不久的摸底考试，数理化居然都不及格，但语文仍考了80多分，班级第二，于是十月份文理分班时我就去了文科班。在村里读书那几年，除了简单的课本，没有任何复习资料、课外读物，可怜都不知道报纸杂志是何物。后来就经常听广播，广播已普及，每天要听毛主席最高指示。而每天广播的后段，都有一个“报纸摘要”，这就成了学习词汇语句、学习写作文的特殊渠道。

1980年7月，参加高考。头一年说是转到文科班，其实是补习班，同学中绝大多数是往届高中毕业生，来补习迎接高考的，有的已补习了二三年。显然，老师授课也不可能按高二的教学进度了。导致我数学课高二阶段的内容没学过，在补习班辅导教学方式下，听不懂，学不好。就这基础状况，一年赶下来，参加高考还考了340分左右，仍然过线了。我有个城市户口，加上刚回城，家里生活困难，不可能供我去补习了。当年底，原句容县人民银行“招干”，虽然不是考试选拔，但感觉相当认真公正。管劳动人事的姓殷的人秘股股长，直接到县招生办，在高考落榜生中从高分往低分选，而且亲自上门招。这诱惑呀，招干、银行领导上门！况且，都说银行铁路是金饭碗，邮电税务是银饭碗。家里亲戚都一个劲儿劝，于是我就“被工作”了。

1981年，《山西青年》刊授大学面向全国招生。无意中看到招生信息，暗自兴奋，悄悄报了名。不久，全国各类业余大学﹙刊授大学、函授大学、夜读大学、电视大学等﹚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当时全社会恢复高考不久，能考上大学的毕竟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有志青年以及被耽误的中年甚至老年，掀起了蓬勃的求学热潮。记得当年原句容县总工会还开办了文化补习班夜校，我也三天两头往学校跑，向老师求教。业余大学的出现以及那么火爆，正是满足了这巨大的社会需求，加上不影响正常工作，不需要集中入学考试，人送雅号：“没有围墙的大学”。以《山西青年》刊授大学为例，一下就招了20万学员。

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伤痕文学”名噪一时，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同时激发了有着同样不幸的中青年一代的“文学梦”。原句容县总工会因时而动办起业余文学创作班。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年们聚在一起，学习的东西不多，述说的机会不少，就像开诉苦会，都觉得自己的遭遇非同寻常。记得还从省城请来了文学青年顾小虎谈创作感受。他比我们大十来岁吧，高挑个儿、大背头发型、一袭长风衣，那时够“酷”了。其实，他也只是发表过作品，还不是什么家。但他父亲可是江苏著名作家、《雨花》主编顾尔潭。参加文学创作班，谁都想着拿起笔来，谁都想着登出文章。这班人中虽然后来没有一位成为作家，却有一大批成了县委、县政府及各个部门的秘书，在地方算是响当当的“笔杆子”。我就偶尔在县文化馆的《华阳园地》、影剧公司的《银幕与舞台》油印刊物上弄个“豆腐块”，也是令人羡慕的。

1983年，改革开始向城市延伸，主战场就是国营企业。那时候才到银行工作两年多，哪知天高地厚？写的小稿子被江苏省金融学会研讨会录用了，就觉得一片灿烂，天地宽阔。一边忙着自学，一边热衷研讨，每年总要投两篇稿子，还有幸参加了1984年在无锡召开的江苏省金融学会年会，并在会上宣读论文。借着参加省金融学会交流研讨的光环和热度，我组织五六个要好的同事，都是刚工作的小青年，成立了“青年金融小组”，编了个《青年金融论坛》油印刊物，我弄了个发刊词——“我们是未来的金融家”。若干年后，这几个热血青年中成长了2位县级银行行长，3位副处职纪委书记。

1983年下半年，江苏省出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法。首次开考的是经济管理、汉语言文学等几个专业专科层次考试。“没有围墙的大学”解决了求学无门的问题，但随之而来的困惑是学习成果不被认可，毕业证书不算学历，而自学考试的学历是全国承认的。我本来报考的是经济管理专业，两门公共课哲学和中共党史高分通过，可高等数学卡壳了，又赶紧改考汉语言文学专业，终于如愿在1986年6月顺利毕业，并作为原句容县唯一代表参加了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首届毕业典礼。

1986年，国家改革职称制度，开始实行专业技术职称聘任制度，当年下半年组织申报，第二年就拿到了助理经济师本本。因为我的大专学历当时在行里算是高学历了，加上后来又成为了部门负责人，工作也有些创新，所以行领导就推荐我再申报经济师职称，我也成为当时全省工行系统最年轻的经济师之一。（王建祥）

编辑 花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