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机收割

★ 题记★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9月，是收获的季节，风吹稻浪，果园飘香，丰收的喜悦洋溢在人们脸上。

这个金秋，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这一年起，每年的农历秋分被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是亿万农民庆祝丰收、享受丰收的节日；这是盛世重视农村、发展农业、关心农民的福音，更是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乡村振兴的生动体现。

节庆即是文化，文化当有传承。昨天，镇江隆重而简朴地举行系列庆祝活动。今天，镇江日报也精心为您准备了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报道——

采访对象：

孙建，36岁，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历史老师

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农业向来作为立国之本，社会阶层分为士农工商。虽然农民的地位名义上仅次于士大夫，但这只是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统治阶级必须提倡以耕种为主的重农思想，实则在经济上，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皇帝、贵族、官僚和地主等剥削者占有大量土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有很少的土地，需要租种土地劳作。他们不仅要缴纳高额的地租，还要承受极重的赋税徭役，生活相当困苦。

唐代著名文学家曹邺在其代表作《其四怨》中写道，“手推呕哑车，朝朝暮暮耕。未曾分得谷，空得老农名。”向我们揭示这样的现实：农民耕种吃尽辛苦，实际收获却少得可怜。我国古代流传的歌谣“种田的，缺米粮；晒盐的，喝淡汤；纺织娘，没衣裳；编凉席的睡光床”，更是对这种社会不公平现象的直接控诉。

虽然，在封建社会全盛时期，杜甫曾描述过“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样的百姓生活富足的场景，但这只是沧海一粟或仅是美好愿景，很快就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残酷现实所替代。所以，农民耕种山田三四亩，丰收只为帝王家的状况必然存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就不可调和。而随着封建社会的由盛而衰，两者固有矛盾日益凸现，必然造成自身不可克服的周期性社会危机，让一次次丰收的成果化为乌有。

采访对象：

王桂英 91岁 原扬中县长旺乡农民

这是唐人于濆所作《田翁叹》的前四句。诗中的这位田翁是一个勤劳善良的老农，他辛勤劳动了一生，亲手栽下了千棵桑树与杏树，本指望这会给一家带来温饱，也造福社会与后代。但残酷的现实是连年繁重的徭役使他倾家荡产，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桑林与杏树只能卖给“富家郎”——地主阶级。

所以在旧社会，农民即使丰收了也是一把辛酸。叶圣陶先生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中对旧中国农民丰收成灾悲惨命运的描写，让王桂英老人对往昔岁月的不幸有着许多相同的感悟。

农民在耕田

饥饿成了王桂英挥之不去的记忆。老人的一位长辈因为饥饿浮肿，最后饿死的事成了她的梦魇。因为长期处于填不饱肚子的恐惧之中，既使家里有吃食还得先供应能干活的男丁，至今老人都留着家中存粮的习惯。

为了挣扎着活下去，老人早年曾去上海投奔亲戚后打工，老人的一个弟弟也远赴武汉去当学徒，因为在家当农民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证。老人还记得她的父亲后来有了一定积蓄后，还是把回家乡买点田产当作自家奋斗的理想。所以在旧社会，农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自己的一方田地，通过辛勤劳作让全家人能吃饱穿暖。可就是这么个最朴实的想法，却成了很多农民的奢望，变得可望而不可及。

采访对象：

吴书静 76岁 丹徒区世业镇先锋村老支书

许德胜 66岁 丹阳市司徒镇杏虎村老支书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焕发出从未有过的精气神。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农村进行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虽然中间有波折，但总体方向上始终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经济建设的。

当时吴书静所在的6队叫幸福大队，这寄托了人民的美好愿望，虽然这里多是荒滩草地，农业生产方式也较为落后，一个工每天也就挣两毛多、三毛多，常常一年干下来还要倒亏集体不少钱，但因为干部和群众生活水平差不多，苦脏累活干部和党员还要带头干，所以他们的威信很高，大家对国家会越来越好也充满了强烈的希望和信心。1975年，全村修好了完整的沟渠，实现了田地平整的网格化，1976年还被评为镇江地区水利先进。

送公粮

集体经济时代，理想很丰满，但有时现实也很骨感。许德胜回忆起过去深有感慨，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两个壮劳力一年干到头，还要欠村里几十元钱。早出晚归，全村人一年辛劳就只待粮食丰收时刻的喜悦。因为那是农家一年收入、口粮的来源。

许德胜当年算是壮劳力，即甲字劳动力，上工一天记一个工分，一般年景一个工分也就是3毛8分钱，一年可以挣到150元左右。但家里每人每年250公斤的口粮、250公斤草、6公斤的菜油、2.5公斤花生和10公斤山芋等经济作物都要算钱，要从这150元里扣，真正拿到手的也只有70元左右了。时任村会计的许德胜还记得：当时高甸自然村（后属杏虎村）200多人，110个劳动力，最好的年景，全村一年也就发了3000多元。

交公粮

虽然物质上比较匮乏，经常缺吃少穿，但许德胜说，农民们在精神上毫不萎靡，也并不激愤，反而因为困苦更加焕发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大家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困难终将被战胜。1978年，因为干旱，高甸村粮食欠收，村里的口粮是靠国家救济解决的。所以为了国家和集体，再多的苦难大家也不叫苦，这终将成为每个人的宝贵经历。

采访对象：

谢桐洲 70岁 丹阳市延陵镇种粮大户

毕年胜 67岁 句容市茅山镇家庭农场主

王柏生 54岁 句容市白兔镇草莓种植户

付玉香 59岁 丹徒区上党镇合作社带头人

这是节选的诗作《小岗村》的部分，描写的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冲破禁锢，秘密推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往事。18位村民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开路先锋。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颁布，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稳固和完善，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受到鼓励，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

镇江大地上的农民，也在改革春风中抓住机遇，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小康的跨越发展。

农民交公粮

1982年麦收季节的马路打谷场

时间回溯至1981年，在丹阳县松卜人民公社（今丹阳市延陵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春风吹到了这里，刚刚30出头的谢桐洲一家分到了7亩地。

“以前在生产队干活，全家7口人有4个上工，赚的工分却只够勉强度日，常常吃不饱饭。”忆往昔，谢桐洲十分感慨，锅里常常是稀饭煮山芋或者南瓜，只能把肚子灌个半饱。“村里的广播多次播出小岗村的丰收消息，很受鼓舞。家里分到了7亩地，一家人下定决心，要为自己的口粮和未来的生活‘拼命’。”

为自己种地，积极性空前高涨。精耕细作下，谢桐洲一家次年一亩地打出了500公斤粮食，比在生产队时亩产高出75公斤。“除了留下口粮，剩下的2500公斤稻子按照1元/公斤的价格卖给了国家，赚了2500元。”谢桐洲说，1981年盖一栋2层小楼只要花2000元。

分田到户，农民自此有了盼头。

1982年传统麦收打谷

分田到户后毕年胜和妻子一起种田

1980年，时任句容县茅山乡丁庄大队书记的毕年胜夫妻带着孩子分到了4亩地。在自家的田里忙活，时间支配更加自由，脑子灵活的毕年胜还搞起了副业。

“别人全种水稻，麦子或者油菜，但收入是定死的，要想生活更好，就得变变。”毕年胜算了笔账，一亩地的粮食也就卖400元-500元，但茶叶能有1000元-2000元的收入，比种粮收入翻了3倍还多。

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靠着吃苦耐劳的韧劲，肯想肯干的毕年胜在1984年给家里买上了“金星牌”电视机，当时连公社里都没有电视，还引起了小轰动。1988年，毕年胜将自家的低矮平房建成了两层小楼；1989年，毕年胜成为全乡23个大队书记里第一个买摩托车的人，每每骑着摩托车参加集体活动，他的心里别提多美了。“要是没有分田到户，我还得被‘束缚’在公社的田里，哪有这样的好日子。”

分田到户后，家家户户红红火火。在1988年的句容县白兔乡，一种新奇的水果在这里扎根，这就是草莓。

作为第一批草莓种植者，种植大户王柏生在当年就跟着赵亚夫，毅然将家中分到的5亩4分田拿出2亩种起了露天草莓。“当时我们这还是以种粮为主，敢把田拿出来种草莓的可不多。”

在王柏生起早贪黑地忙碌下，2亩草莓给他带来了800元的收入，不比种粮低，这让他看到了方向。“1989年，赵老引进了大棚草莓‘明宝’，我把口粮田留下，其他全种上了草莓。”王柏生说，到1995年，一亩草莓的收益就是1万元，3亩多草莓带来的纯收益有2万元，这在当时绝对是高收入。“我以前的梦想就是供儿子上大学，再攒1万元给他娶媳妇。但梦想很快就照进了现实，我也成了万元户。别的村民看到高效益后纷纷效仿，慢慢的，白兔乡变成‘草莓乡’。”

王柏生刚开始种大棚草莓

80年代高庙茶厂和茉莉花茶园

分田到户带给农民的不仅仅是分，还有更团结的合。

2004年，全市首个茶叶合作社丹徒区上党镇墅农茶叶合作社成立，合作社发起人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付玉香。

“以前分田到户后，茶农缺乏有效的技术指导，茶园管理缺失，茶叶的产量和品质都有待提高。”付玉香说，成立了合作社，就能普及技术，强化管理，通过分红的形式分发肥料和农药，做到肥料、农药、管理、包装、加工、销售等方面的统一。“从合作社成立开始直到2018年，每年合作社都以不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鲜叶，帮助社员解决后顾之忧。现在，合作社的规模已从当初的41户，发展到现在的850户，茶园面积1200多亩，让好茶卖出好价，让许多农民丰收致富。”

采访对象：

汪厚俊  30岁 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大学生村官

彭玉洪  50岁 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农民

芮东明  54岁 镇江市农科院研究员、省葡萄协会副会长

朱纪坤 51岁  扬中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

徐 芬 37岁  句容后白镇西冯村村民

这段诗选自市作协主席蔡永祥所写的《赵亚夫》，描绘了赵老退休后扎根茅山老区，立志为贫困村“摘帽”，带领朴实村民共同致富的感人故事。诗中不但将赵亚夫走过的路、做过的事、洒下的汗水揉进了村庄前行的“轨迹”，更将村民对他的感激化作无声细雨，温馨吐露。当然，还有更多为农服务“专家”奔走在乡野，为“薄弱”的村庄挺直脊梁，让村民的笑脸越发灿烂，他们将论文写在大地上，将收获留给农民。

“多亏了赵老的双季稻新技术，我们300亩的早熟‘越光’大米在8月10日就收割了，亩产达到了300公斤左右，目前正按照每斤12元-15元的价格进行销售。”大学生村官汪厚俊说，除了价格优惠外，网上商店也在进行买一斤新米，送一斤陈米的活动，销售十分火爆。“目前，大米销售已达数万斤，与近两年同期销售情况相比要好不少。”

大米销售正酣，鲜桃在这里也依旧热销。5年前，彭玉洪在赵亚夫的感召下回到了戴庄，用打工的积蓄建起了40亩桃园。“赵老对我那真是没得说，创业初期每周都来，手把手的指导技术，常常询问资金是否困难，让我打心底里激动，干农业的热情更足了。”彭玉洪说，果园里的桃子从5月一直卖到10月，收入比刚开始时翻了好几番。今年，他又在赵老的支持下种了20多亩的猕猴桃，目前已少量上市，加上鲜桃销售，今年几十万的收入是没问题了。“年近8旬的赵老大热天还跟我一起钻大棚，汗流浃背，虽然再三劝说，可他依旧不吃我们一个果子，我们心里充满感激。”

1984年梨子丰收

除了赵亚夫这样的时代楷模，在我市还有许许多多的农业技术人员，他们扎根乡村，用自己的技术为农民丰收致富奔走。

从1990年起，芮东明在丁庄村开始试点推广葡萄的精细管理模式。“当时国内一直学习北方种植葡萄技术，搭的是竖直的篱架，现在让种植户把棚架改成水平方向，农户始终犹豫不决。”芮东明脱口而出：你大胆改，保证你能成功，如果失败了我负责！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技术人员一句掷地有声的“我负责”，成就了如今远近闻名的“老方葡萄”。

老方葡萄成功后，瞬间点燃了葡萄果农的信心，芮东明也逐渐成了葡萄种植户口中的“小芮师父”。“自从这件事之后，他们都听‘小芮师父’的话，推荐的套袋技术也都用上了。”从前套袋都是用报纸，成本低但是不防水，还容易产生铅污染。在芮东明的指导下，大家都用上了透气、防水、还经过消毒的专用纸袋。“普通葡萄只能卖2-3元一斤，用了这种套袋葡萄可以卖到5元一斤。还有更多的好技术越来越多的用在了葡萄大棚里，果农的生活是越来越有奔头。”

扬中市因其临江的天然优势，大小鱼塘星罗密布，造就了大批的水产养殖户。作为扬中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的朱纪坤从1987年参加工作开始，便与养殖户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3年二圣湖捕鱼

养殖户周纪龙的鱼塘一开始不会调控，出现了大面积死鱼，损失惨重，幸亏朱纪坤施以援手，要不然真坚持不下去了。2005年，周纪龙的58亩鱼塘在夏季没做好水质调控，死了不少鱼，着急之下赶忙联系朱纪坤。得知消息后，朱纪坤很快赶到现场查看情况，并开出了对症的“药方”。“学好了技术，老周后面就没出现这类问题，减损其实就是增收，多卖一斤就多赚一份钱。”

农民丰收致富，也离不开带领大家一起奋斗的“领头雁”。

句容市后百镇西冯村作为水库移民村，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个名副其实的“北大荒”。转机出现在1997年，村民罗业贵第一个在自家分到的田地里种上了草坪，自此，西冯村与草坪结下了不解之缘，并靠着草坪发家致富。

在自家耕地里种草坪，收入翻番，但村民还是有些烦恼的。徐芬说，村里的路不好，遇到雨天，道路泥泞，种植的草坪无法运出，导致销售受阻。“但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们，村党总支书记李志顺作为‘领头雁’带领大家一起奋斗。特别是从2014年开始，‘美丽库区•幸福家园’水库移民项目每年都给村里投钱，修了近40公里的村路，直通每个村民家门口和草坪田。路修好了，下再大的雨，草坪也是照卖不误。靠着自家分到的田地，农民不用外出打工，一样能在农村致富，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不愿离乡了。”

进入新时代，农民又会迎来怎样的丰收景象？农村该书写怎样的崭新篇章？作为直接服务三农发展主要部门的负责人，如何理解首个农民丰收节？又在谋划怎样的新作为——

采访对象：

胡敖成 市委农办负责人

马国进 市农委主任

“农民丰收节的横空出世，背后有着丰富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市委农办负责人胡敖成指出，丰收节的设立，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由国务院批复同意的。设立一个节日，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审议，这是不多见的，凸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农民的深切关怀，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和蕴含人民情怀的好事。

为什么要设立丰收节？当然是乡村振兴的需要。胡敖成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而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一个抓手和平台，丰收节也就应运而生。虽然中国是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化，但是长期以来，“小农意识”“农耕文化”都是当作一种落后的东西去看待的。改革开放40年来，三农工作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但相对于城市文化、工业文明的星光熠熠，农村文化、农业文明之光还略显暗淡。乡村振兴的灵魂是文化，设立丰收节就是旗帜鲜明地倡导和宣传优秀农耕文化，做好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让城里人了解并爱上农村，让从事农业的人更有荣誉感、归属感。

1997年扬中新坝农业示范园

设立丰收节也是推广三农发展新理念的需要。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面临很多新问题，需要发展新思路。让新思路、新理念精准落地，被广大农业从业者了解与领悟，需要大力宣传，而节庆活动就是很好的宣传方式之一。此外，丰收节还能畅通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每个地方的丰收节都是由一系列节庆活动组成的。像镇江的首届农民丰收节，就安排了优质农产品展示展销馆开馆、普惠三农金融对接会、农业嘉年华农创项目路演，以及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六大子活动，每个活动都指向明确，就是通过办节庆活动让本土优质农产品销出去，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胡敖成说，实践证明，通过举办节庆活动，能够推动农业与旅游业、文创业的融合发展，产生叠加效益，做大产业蛋糕。

如何办好丰收节？市农委主任马国进认为，应该把政府、社会和农民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前期，当然应该政府牵头，从目前来看，各地也均是政府在搭台唱戏，排出了丰富多彩、各有特色的节庆活动。但从长远来看，要把丰收节办成新时代农耕文明的宣传节、农民增收的富裕节，仅靠政府“一枝独秀”是不行的，还需要把广大农民的力量加进来，再把社会上优质资金、优秀创意吸引进来，共同添薪加柴，燃旺丰收节“这把火”，让中华大地永续丰收。

★ 述评★

最喜是丰收

说及丰收，人们第一个印象应当是五谷丰登。一直以来，“五谷丰登”被认为是对中国农人最好的祝福了，意味着饱足美满的生活。

然而，“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农民对于丰收的感受，那都是：不丰收，苦；丰收了，还是苦。“五谷丰登”似乎永远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丰收的理想终于照进现实。不仅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养鱼、养虾、养蟹，种桃子、种葡萄、种草莓、种草坪都一样迎来丰收的喜悦。甚至于，仅有农田里的硕果累累是不够的，还需要完成“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跃”。但丰收的意义始终没变——饱足美满的生活。

所以，最喜是丰收。因为它代表了农民对美好生活最热切的期盼，更预示着农村全面小康社会正一步步到来。不是吗？农业税取消了，延续了几千年的“皇粮”已然被终结；农业逐步实现机械化、科学化、现代化，“锄禾日当午”的苦与累不复存在；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的农村，天更蓝、水更清，生活、设施、文化也越来越好，真正成了“让城里人羡慕的地方”。这样的幸福，当然需要以“节”而庆；而人们为幸福到来所付出的汗水、努力与贡献，更需要以“节”而赞。

“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2000多年前的《汉书》如是说；“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2000多年后，习近平总书记亦念兹在兹。

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残酷现实，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落的庄严承诺，我们更有理由为欢庆“中国农民丰收节”。

丰收节不仅要宣传展示农耕文化的悠久厚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让人们以节为媒，释放情感、传承文化、寻找归属，汇聚人民对那座山、那片水、那块田的情感寄托，享受农耕文化的精神熏陶；更要推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有机融合，极大调动起亿万农民和全体国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起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更好实现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于是，今年起，秋分日，让我们礼赞丰收，致敬农民，珍惜粮食，感恩土地，金秋时节庆丰收！

策划：朱纪平  刘兰明

文字：王鹏程  栾继业  司马珂  华翔  周迎  曹源

供图：陈大经 石小刚 陶春 栾继业 周迎

新媒体编辑：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