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本封面蓝色的采访证,一直珍藏着,至今已有近二十年了。那是《京江晚报》颁发的,记录了我与晚报结缘的点点滴滴。

那是1998年初,《京江晚报》正式创刊不久,为了建立一支晚报通讯员队伍,增加晚报信息与稿件的来源,晚报综合部专门邀请部分热爱新闻报道并且有一定写稿能力的通讯员召开座谈会,我也有幸受邀参加。会上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陈大经和沈湘伟两位记者就晚报稿件谈看法、提要求,使大家明白所写新闻稿件的针对性、及时性。会上,还根据大家的建议,同年4月30日报社给每位参加座谈会的通讯员发放了盖有《京江晚报》钢印的采访证,采访证外壳专门印上《京江晚报》采访证字样,为通讯员们日常采访、写稿提供了极大方便。

采访证的发放,充分体现了报社对通讯员的关心与支持,也使通讯员们明确了自己肩上所负的责任与义务,更加激发了大家为晚报写稿、投稿的热情。怀揣晚报采访证,我与《京江晚报》的联系更加密切,努力为晚报多采访、多写稿的积极性也更高了,坚持多跑、多问、多听、多写。记得那一次与同事一道去茅山游玩,看到从山下到山上竟有数十名看相算卦的,我顾不得上山游玩,站在路边观察了二十多分钟,待情况了解后才上山去找同事。回来后,便撰写了“茅山旅游环境要净化”的稿件并投给了晚报,稿件很快便见报,引起有关部门重视,那些看相算卦的人被取缔了。

有了晚报采访证,我对身边发生的事情和看到的现象更加关注,并及时进行了解、采访、写稿。如看到市区不少路段的盲道破损,影响盲人正常通行,我便撰写“破损盲道应修复”的稿件;看到一些企业对订阅报纸杂志逐渐减少的现象,我很快写出“要重视职工的精神食粮”的稿件;每到清明节,总有少数市民用火烧纸钱、踩踏农民菜田,我便写出“扫墓要做到文明安全”的稿件;一段时间,市区一些路段路边洗车现象时有发生,我专门调查后,写出“路边洗车为何禁而不止”的稿件……我先后写出100多篇有关反映民生民情的稿件,并都在晚报上刊出,这与晚报时英、周本林老师的帮助、支持、关心分不开的,每当回想起这些时,让我十分感动也十分感激。

那本晚报采访证的有效期虽然是短暂的,但我与晚报的情缘却是长久的,并像一瓶老酒,随着时间的延续,越发醇厚、香浓。(徐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