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滴石水

很多人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和杰出的文学家，他撰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经传体通史，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传记文学巨著。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读《汉书·司马迁传》后，情不自禁地发问于心——如果我是司马迁，能有那么大的决心和毅力，忍受超乎人想象之苦难厄境，去实现自己的志向和抱负写成《史记》吗？

司马迁不怨而毁志。他的怨是奇怨，是极顶之怨。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他是因为在朝廷上为汉将李陵辩解而遭腐刑的。他与李陵一同在宫中供职，素来没有深交，兴趣爱好也各不相同，司马迁说，他之所以在朝上申辩，说到底是为汉朝天下着想。他认为朝廷需要这样的国士，赶赴国难，虽出入万死也不求一线生计。

李陵是西汉名将，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率五千名弓箭手出发征战匈奴，激战中，使者来报告战况，汉室公卿王侯都举杯向皇上祝贺。李陵率军深入征战之地，仰攻百万敌军，与单于军队连战十余日，敌寇救死扶伤都来不及，最后箭矢用完，道路走尽，弹尽粮绝，遭之兵败。司马迁看到“主上凄惨悲痛，实在想进献心中的想法”，适逢朝会召见询问，就直叙胸臆阐述李陵的功劳，目的是想“宽慰主上的心境。”然而，满腔热血，一片忠心，迎来“欺诬主上”，处以宫刑的判决，谁说不是旷世奇怨呢？放在你我，恨不得一头撞死，了结余生，还想什么编撰史书传之后世呢？

司马迁伟大之处，过人之处，就在于腐刑受辱到达极点，仍然能够忍受这奇耻大辱而不改初衷。

他在写给老朋友益州刺史任安的信中说，好比猛虎，住在深山里，各种野兽震惊恐慌，一旦落入陷阱牢笼之中便摇着尾巴向人求食；好比士人禁于监牢，受到杖击鞭打，见到狱吏就磕头碰地，面对徒役就心惊肉跳，不敢喘息。到了这个地步，却说决不受辱，只是强要面子罢了。人生活在尘世之中，哪里能不受屈辱呢。他在信中进一步吐露了心声：“之所以忍辱苟且偷生，困居粪土污秽之中不忍离去，是因为自己的心愿没有实现。”“文稿草创没有完成，恰好碰上这场灾难，痛惜此书不能成功，因此接受极刑而没有怨色。”

李陵事件在朝廷的争辩，反映出汉朝廷的复杂诡谲。李陵战败受降，汉武帝极为郁闷，责问大臣，陈步乐无奈自杀，公卿随后都将责任推到李陵身上，司马迁不以为然，想堵住敌意言论，却被认为在诋毁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将军李广利，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并没有直接处置司马迁，而是将他交给廷尉审理，结果定罪诬上，处以宫刑。放在你我，无端获罪，处以极刑，血海深仇，拼死要报。可司马迁的伟大在于，虽蒙惊世奇冤，而心中始终抱定信柱，苟且活着，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宏图大志。一边是血海深仇，一边是终身之志，司马迁选择了后者，真是伟大之极。从《汉书》和《资治通鉴》中找不到任何他与谗言者缠战的痕迹。

除了身心受到巨大摧残，司马迁当时的生活环境坏到了极点。因为受宫刑之人，为世人所不齿，而他又生活在朝廷之中，“主上身边的人不为我说一句话”，可以想象，他苟且偷活，定如居粪土污秽之中。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到，负罪受刑之后，很不容易处世，下流小人常多谤言非议，深为乡里所耻笑，因此，整日苦闷。回肠九转，居家便恍恍惚惚，若有所失，外出则茫然不知所往。就是在这样一种随俗沉浮、与时俯仰，狂惑混沌的境界之中，司马迁以超乎世人的毅力，追求自己的宏图大志，不能不让人发自肺腑地敬仰。

如果我们是司马迁，是不是应该经常问问自己，为事业、为抱负、为理想，我们能有他一样的决心、斗志、毅力吗？读《史记》除了以史为鉴，除了欣赏这部无韵之离骚，一定要多想想司马迁，他本身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