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 蕾

摄影：邢永青

一场大雪纷纷而下，把我带回了童年。

记忆中的童年冬天，可以用一个字概括：冷。脸是皴的，手脚是长了冻疮的。地里覆着厚厚的雪，河面的冰一个冬天都消不掉，越冷越厚，如果不是家里人看得紧，我分分钟可以从河面走到对面的外婆家玩去。

跑冰是小朋友喜欢玩的刺激游戏。看着别人在冰面走来走去，我很羡慕。但是妹妹出生前我是父亲母亲两边家里唯一的孩子，有任何安全隐患的游戏，只要家人知道，都被严令禁止。

越禁止，越向往。

终于有一天黄昏，我溜出家门，想玩玩冰上游戏。房前的河目标太大，很容易被发现，我跑到屋后的鱼塘边，找了根跟我手腕差不多粗细的棍子，蹲在塘边使劲捣起来。费了半天劲，好容易在厚厚冰面捅出个小窟窿，正高兴呢，手上的棍子在冰面一滑，身体失去重心，我狠狠地从岸上砸到了自己捅开的窟窿上，冰面裂开，我迅速沉到了冰下。现在想想冬天鱼塘水应该不深，但是被恐惧控制的我开始疯狂在冰水里扑腾。还好，晚饭前爷爷习惯在家附近遛弯，听到鱼塘动静不小，过来把我拎了上来。

这件事代价挺大：我的棉衣全湿，被家人扒下拿去洗，我换了一身棉毛衫被扔进被窝。父亲坚持不给我找别的棉衣穿，说什么时候棉衣晾干了什么时候下床。这对好动的孩子不啻是一种折磨。

这是我自己记得的一次落水经验历。

另一次我完全没有印象，全靠家人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我才在脑中把这件事演绎成了一部故事片：

那年我应该刚会走路不久，也是西北风劲吹的天气，我爸最小的堂妹，我喊她老姨的堂姑来家里，说要带我到邻居家玩。妈妈给我左一层右一层穿了大大小小两三件棉衣，外面还罩上一件厚呢子大衣，老姨就带着走路像企鹅的我出了门。走到屋西，我家和邻居家之间有一段窄窄的田埂，南边是河，北边是各家的自留地。可能西北风太大了，我穿的衣服又多比较受力，也可能是本来路就没走太稳，田埂路又不平坦，我一声都没来得及喊就滚到河岸下去了。走在前面的老姨回头一看，吓得够呛，那时她也才十来岁，出事了吓得跑回家躲了起来，绝口不提我还在河里泡着。

冬天河水浅，我就在河滩上一半泡在水里，一半靠在岸边搁着。衣服那么厚，吸饱了水，死沉死沉，我完全没有能力爬起来。

我猜掉到河里后我应该是努力哭喊了，但是西北风太大了，没人听得到我的求救声。一直到住在河对面的二外公到码头洗菜，一眼看到河边泡着一个孩子，吓得魂飞魄散。他立即在河对岸拼命喊，但是叫声同样被西北风吞掉了，家里人谁也没听到。

好在，邻居家的丁爷爷也到河边打水，二外公赶紧喊他，示意娃掉到河里了。丁爷爷跑到我落水的地方，棉衣鞋子都没脱就跳下河把我捞了起来。这次家里人有没有惩罚我，我没印象--——我猜是没有--——实际上整件事我记忆里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是想到这件事，脑子里就自动播放，人物、场景、动作活灵活现，连呼呼的风声都如在耳边。

丁爷爷那个时候才四十不到，但他和我爷爷是平辈。小时候，我比较难玩伺候，家里的饭菜不爱吃，一到他家玩，看到他们家人吃饭就来了胃口，所以每天至少有一顿饭是在他家吃的，我奶奶一直说我是隔锅饭香。我们家住在小村的最边远处，周围没有几户人家，孩子更少，他的女儿梅比我大十岁左右，是我小时候最亲近的玩伴，她有小麦色的皮肤，眼睛神灵动，长得像日本影星山口百惠。我上小学时，她出嫁了：家里条件不太好，哥哥找对象比较困难，于是梅嫁给了一个有妹妹的男人，男人的妹妹则嫁给了梅的哥哥。这种亲事叫“换亲”，我小时候家乡很常见。还有一种叫转转亲，涉及的人更多，但总体是一家出一个女儿，换回一个媳妇。

梅出门那天，我回家哭了很久。其实她并没有嫁得很远，就在本村，我现在回老家有时候还会遇到她，她已经做了奶奶，少女时的俏丽依稀可见。然而我们见了面只能笑着打招呼，却不知道该聊什么。曾经经常睡一张床的感情，好像永远封印在了上世纪八十年代。

今年清明节我回老家上坟，听说丁爷爷一两年前得了胃癌，查出来就是晚期。他很乐天地说：“我都七十多了，够本了。”不肯做任何治疗就出了院。他一生务农，农闲时挨户收农民的土鸡蛋卖给蛋贩子，收入并不高，孙子结婚、外孙结婚，都出了力，手头积蓄已经所剩无几。后来是梅不忍，凑钱给父亲买了靶向药吃了几个月。生病以后，丁爷爷该吃吃，该喝喝，该干农活干活。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只能吃流食，人很清瘦，精神却还好。临走我掏出身上的钱，还把先生的钱包也搜摸了一遍，把钱一起留下来。丁爷爷推推搡搡不肯收，我一把丢下跑了。先生气喘吁吁地跟着，问“他是谁？”

国庆节回老家，得知他已经走了。

一个人的一生，如同季节走过，而一场雪可以让我想起很多细节。(编辑 花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