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烽火岁月

20.始战

一场完全始料不及的大面积遭遇战，突破了医学层面的既有认知，令纵使身经百战的将士们，也不得不在“枪林弹雨”之中边打仗、边摸索怎么打。

时间轴上，有这么几个巧合的“第二天”，足以清晰勾勒复杂多变的战事轨迹：张建国等“先遣6勇士”抵达武汉的第二天，出台仅11天时间的国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已升至“第四版”；相隔7天，冯丽萍等17人随“江苏三队”挺进武汉后同样是第二天，《方案》又更新了一版，所以，“刘竞们”这支方舱队伍于2月9日进驻后，发到手的培训教材为“第五版”；后来，被江苏省疾控中心紧急派往黄石增援流调的刘宇，到达第二天，“第六版”《方案》又新鲜出笼。

“78天”，这个加了引号的特定数据，并不只属于哪一位镇江援鄂医疗队员、也只不属于哪一个批次；不只属于武汉、也不只属于黄石，而是属于全体77名镇江援鄂医疗队员。

从“挥师武汉”到“挥师黄石”；从临床救治到感控守关、流调检验和社区防控；从“方舱轻症”到“定点重症”；从一地“清零”到转场再战；从武汉“封城”4天后的第一批抵达，到武汉“重启”5天后的最后一批归来，77名镇江援鄂医疗队员接续跨越了78天时间，多线布兵、多点作战、立体呼应，参与打下了一个又一个节点上的胜利之仗。

镇江第一批6名队员大年初二抵达武汉前线后，全部被指派到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投入临床救治，其中，张建国、赵燕燕和王笠分在重症病区；孙志伟、季冬梅和张艳红在普通病区。

刚进驻时，这家医院的处境十分严峻：首先是患者相当多；其次，以前从未打过交道的“新冠”突袭之下，早期几乎不设防的院感导致该院医护队伍大量减员，战斗力严重受损——有的病区医护人员“几乎全军覆没”；再者，由综合性医院仓促改造而成的传染病区，在流程与配置等诸多方面都不太规范。

江苏队伍立马着手对隔离病区重新进行布局，全面落实专家制定的感控措施，严格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的地界划分，将库房前移、小货架充分使用、物品分类存放，并制作示意图，张贴在醒目位置，方便大家能快速取到所需要的物品。取物时间“由原来的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缩短到一分钟之内”，极大提高了战斗效率。张建国讲述，“硬件”改造之外，援派队员们与本土医护人员也以最紧迫的节奏相融，不到一周时间，就“由手忙脚乱变为忙而不乱”，整个局面大大改观。

继张建国他们之后，冯丽萍等人所在“江苏三队”投战的中法新城院区，是一家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定点收治医院，最初几天他们是与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疗队在“由肿瘤科和儿科改建”的ICU病房并肩战斗了数日，于2月9日就地转战，整建制接管该院又一个新改建出来的重症病区，位于C栋楼8层西半侧——故简称“C8西”，共50张床位。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2月上旬阶段，“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被列为武汉战“疫”的重大战略安排，而有着“托起生命的方舟”之誉的方舱医院，成为落实这一战略决策的根本性载体。短短10多天里，武汉相继建成开放了14家方舱医院，总床位达1.3万多张。

拥有1000张床位的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是由400多名服务军运会的保障团队原班人马，用三天时间昼夜抢建而成，分为1号舱（羽毛球馆改建）、2号舱（篮球馆改建）。其中，来自安徽、贵州的援鄂医疗队携手接管1号舱，于2月12日下午4点开舱。

稍后于次日晚7点半开舱的2号舱，则由江苏独立支撑，总兵力包括刘竞他们第五批江苏援鄂医疗队共302名队员，及由江苏省人民医院先前已派出的国家紧急救援队共37名队员。2号舱又分设ABCDEF六个区，镇江29名队员中的9名医生中，6名排在一个班组，负责二号舱全部6个区，2名编入其他班组，1名编入采集咽拭子组；镇江的20名护士则与泰州的11名护士合编，排班负责D区。

1月31日凌晨时分，刚下夜班的张建国出了医院大门，边走边与镇江这边记者进行视频连线，他的身后，“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几个霓虹大字在漆黑的夜空里耀眼醒目；同样的霓虹招牌，也定格在另一张深夜里赵燕燕与队友反方向奔向医院上岗前的一刻——这既是当时生死搏“疫”的战场标识，也是通向未来的希望之光！

夜色里奔赴战壕

张艳红回忆，刚投入战斗之时，实地观察、初步了解疫情的严峻性后，不由感觉到“红区”里所到之处都弥漫着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当时内心是有些畏惧的”——而这其实差不多是所有紧裹之中的血肉之躯始战同感。

以前从未体验过的“全副武装”下，张艳红鼻梁骨被防护面罩紧箍，颧骨传来阵阵疼痛，胸闷、气喘、心率加快，如此“心里就更加紧张”。但是，看到当地战友们穿梭忙碌的身影、疲惫的面容，看到患者们眼中释放出的殷切恳求和满怀期望，张艳红很快被战斗气氛所感染，立马调整心绪，自己给自己打气：疼痛是一时没办法解决的事，但我们的防护是标准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刚到达武汉的头两天是感控培训，李鑫说，这是他“史上听得最认真的两天课”，因为“好像如果不认真听，小命就会不保”。首次进仓作战的前一天晚上，李鑫回忆，当时内心极为忐忑，“不知道水深水浅”。

2月4日，冯丽萍在中法新城院区上的第一个班就是“大夜班”，严格讲已是2月5日的班：凌晨1点至5点。班车是前一天夜里11点半就得从酒店出发，“所以我们11点就要起床”。

上岗前，冯丽萍再三检查了自己的各项事前准备有没有疏漏，脑海里将入仓流程过了一遍又一遍，生怕哪个环节出错。一层层戴手套，再越过一道道门，那架势让人“心里不免有点紧张“。

初进红区一刹那，冯丽萍脑海里“一片茫然，不知道该干什么”。病区、病房、病床，“格局”乍看和以前工作中所见没什么两样，但穿着闷热的防护服，透过护目镜打量四周，气氛就开始凝重起来。同组一位“小姑娘”队员不由怯怯拉着冯丽萍的手，悄悄说：“冯老师，我有点怕。”冯丽萍由衷心疼着，及时给予对方安抚与鼓劲。

其实，对从医二十余载的“护士长级”护士冯丽萍本人而言，职场也是头一次直面这般来势凶猛的疫情、头一次穿防护服、头一次进隔离病房，“说不害怕那是骗人的”，更何况小小年纪的她（他）们！但是，身为队长，冯丽萍必须自我警醒、保持镇定。援鄂团队里的护士中，比冯丽萍儿子大不了几岁的90后年轻人，占了相当高比例，身处与新冠病毒近距作战的高危地带，冯丽萍明白，自己的一言一行、自己的状态与斗志，直接关乎队伍的信心建立。

前一天晚上，病区新收进12个病人，其中，5个气管插管、2个气管切开，其他都是高流量吸氧。很快，冯丽萍就“忘记了紧张”，全身心投入到战斗中。从凌晨到清晨的这第一个班，冯丽萍仅为其中一位“用着无创呼吸机的阿姨”处理大小便就四五次。

同在在中法新城院区，梅琼上了“这辈子都难忘”的第一个班，层层防护服让人“像戴了紧箍咒一样，每一分钟都难熬”，没多久，梅琼就恶心欲吐，可一想到“好不容易穿起来”的防护服，一旦吐出来就必须出仓，就不能继续工作下去，而“我是第一个班组，绝不能影响后面队员的士气”，于是，几次反胃上来，她硬是“咽了下去”。

“经历第一次这种感觉之后，第二次硬着头皮再进去。”梅琼回忆，其实内心特别的害怕，“我只是没跟别人讲。”慢慢几个班次适应下来，情况渐渐好转，难受肯定还是存在的，“但我能接受了”。

殷慧慧把第一次穿戴防护服和护目镜的感受描述为“濒死感”，置身病房，“有种在恍如隔世的感觉”。从老家医院里的ICU到武汉前线的ICU，对比两种状态，殷慧慧的体验“完全不同”。虽早已时过境迁，回过头来想想当时的经历，“仍像梦一样”。

与冯丽萍、梅琼、殷慧慧等人同在中法新城院区危重症病房的男护陶华奎，第一个班次上就“干了双份的工作”：实战伊始的摸索与难免紧张中，搭班伙伴的护目镜忽然滑落，被迫撤出火线。陶华奎责无旁贷地接下战友的病人，完成了原本需2名护士共同承担的工作量。

可以理解的特殊时期，历经多个不太顺畅的环节之后，江苏“方舱队伍”是于2月9日晚飞抵武汉，辗转至2月10日凌晨1点左右才到达驻扎酒店。封城后，这家酒店也随之封了好久，刚刚被紧急征用，电力系统尚未完全恢复。袁晨琳讲述，“武汉第一餐”，全体队员是靠开着手电筒吃下一碗泡面。

此时的武汉，医疗资源仍相当宝贵。为节省防护物资，镇江共29名“方舱队伍”仅分得两套防护服用于战前练习，两人一组，互相查看：衣服的大小型号是否合身、口罩密闭性如何、头发是否捋好。宋继东说，待到后来他入仓前第一次正式穿防护服时，“穿穿，停停，看看”，在队友的帮助下才穿好。

早在2月13日晚正式开仓前，队员们已于当天被提前接去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2号舱“踩点”，熟悉环境与工作流程。徐树平回忆，时方舱里有些配套装修还在进行中，“我们用手机拍下视频，回到宾馆后再反复观看，以加深记忆。”

同批镇江医疗队副队长、护理组组长姜燕萍，是护士中先行进仓的“第一梯队”队员之一。2月13日开仓当晚6点至次日凌晨1点的这个班上，仅她所在的D区就连夜收入第一批患者51名。下班后回到酒店已是凌晨2点多，姜燕萍顾不得休息，赶紧将亲历实战的各种情况汇总起来，发至微信群，供后续队员能够及时参考。

蔡建方舱的第一个班也是大夜班，凌晨1点至7点，与姜燕萍那个班组形成交接。虽然不免也紧张，但“作为一名有着20年工作经验的老护士”，一看到病人，条件反射一样，立马就进入工作状态。

持续6小时里，蔡建几乎不敢坐下来，因为“怕扯裂了防护服”。到下班之时，“脸已经浮肿，颧骨处两个压疮，腿累到酸软”，甚至“累得想哭”。说是7点下班，待随后一系列必不可少的“全套流程”走完，真正可以闲下来的时候，已是中午11点，“我拿出面包，烫了盒牛奶”，吃完之后，蔡建对同事交待不要帮她领饭了。“已经吃饱了”的蔡建，这个时候“唯一想做的就是睡觉”。

2号舱刚开舱之时，因未知病人数量趋势，护理排班尚不固定。作为“第二梯队”队员，2月14日上午11点零几分，赵娟临时接到赴岗通知后，心情“紧张又兴奋”：终于可以上战场了！虽然是下午1点至7点的班，但途中约1小时、入仓前武装过程1小时，故通常需要提前2个小时动身。接到电话距通勤车出发“只有7分钟”，已然赶不上了，赵娟等人是被另一辆工作轿车紧急送往方舱医院。

当天夜里10点钟，下班回到驻地的赵娟，面对战友帮她领好的晚餐，基本没有胃口，“饿的时间太长，饿过去了。”但赵娟“强迫自己”还是尽可能多了吃些。

得知次日将进仓首战，纪寸草复杂的内心与赵娟大致相似，她后来在工作小结中这样写道：“步入战场的第一天，我怕自己不够优秀，不够有经验，给团队拖了后腿……”

第一次进仓，纪寸草是与镇江这边的同院同事谢念叶搭班，此后这对同院姐妹花基本形成固定搭班。红区所见，“那场景，正常人都会感到害怕。”熬过第一班，踏上返程，已是深更半夜。天气寒冷，浑身疲惫，加上也是没来得及吃晚饭，途中，“从小就晕车”的纪寸草不断冒冷汗，胃里翻江倒海想吐。“能靠一下你吗？”纪寸草对身边的谢念叶说，谢念叶立马伸出胳膊把伙伴搂到肩上。

纪寸草讲述，小谢的这一搂让她“鼻子顿时发酸起来”。两位都是90后姑娘，论年龄，纪寸草比谢念叶还大一岁——一直亲切地称呼她“小谢”，但纪寸草却觉得，此时自己感到靠着的这个肩膀“特别宽厚”。

后来2月20日这天的夜班，纪寸草与谢念叶不在一个班次——这是整个方舱工作期间俩姐妹仅有的一次不同班，出发前纪寸草发出一条微信：“没有小谢同志的今天，希望上下班不要晕车。”这次，她特意随身带了个方便袋，“以防控制不住”。

“护士，我难受，很想吐”“护士，我现在胸闷喘不上气”………奚柏剑回忆自己在方舱医院上的第一个班，病人的呼唤声是此起彼伏，她和战友们长时间处于东奔西走状态；而张晶晶的初战体验是，护目镜上起的雾“让我像瞎子一样看不清任何东西”，走路只能放慢脚步，耳朵被口罩磨得“像是被割掉一样疼”。

与之前所见武汉的站台、机场、大街上空空荡荡形成极大反差的是，方舱医院里却是患者“人山人海”。张峰说，虽然自己“早有心理准备”，但看到一车一车送过来、鱼贯而入的病人，“我还是感到非常的震撼”：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2号舱开舱之后，从第一晚收入51名病人，到580张床位全部填满，历时仅3天。

方舱队伍刚抵达武汉那几天， 天气持续阴冷，“就没怎么见到阳光”。2月15日这天，寒流袭击下，武汉下起一场大雪。雪花纷飞中，晚上6点10分，刘竞率领镇江队的另8名医生集结出发，首次正式赴战方舱医院2号舱。

雪后方舱

晚上8点，准时入仓。刘竞是当晚2号舱的医疗组长，负责全舱所有事务协调。其他医生则分别被派往ABCDEF等6个区以及分诊收治区，每区配备1名医生与2名护士。刘竞讲述，时虽然病人已经很多，但一切井然有序。面对骤降的气温，刘竞联系后勤保障部门紧急送来了100多床棉被，分发给需要添加的患者。

忙碌中，一件让刘竞感到糟糕的事情开始发生：虽然护目镜事先已经用洗手液和碘伏进行防雾处理，可一段时间下来，还是结上一层厚厚的雾气。视觉严重受阻，毫无办法处置，刘竞只能将就地撑着。至午夜时分，当大部分患者已经入睡，偌大方舱里终于安静下来，刘竞等人开始整理患者资料，分类上报，同时整理交接班信息。

时间逼近凌晨2点，刘竞终于听到医护人员通道入口处传来了“最动听的脚步声”——那是接班的战友们来了！刘竞说，这一刻他“有些激动”。

“断后”的队长刘竞，是凌晨3点08分出仓。“摘下护目镜的视野是那么清晰”，虽然隔着口罩，刘竞还是能嗅到到空气中“浸透着冰雪的清新”。3点半，大家登上通勤车准时踏上返程，外面的大雪此刻正在渐停。

黄石方面，同一批20名镇江队员随江苏大部队抵达战地后，迅即兵分两路，其中，全部来自江大附院的黄汉鹏等8人被就地派往位于黄石市区的3家医院，布兵格局如下：

丁  明  黄石市中心医院

黄汉鹏  黄石煤炭矿务局职工医院

包泉磊  黄石煤炭矿务局职工医院

陈良莹  黄石煤炭矿务局职工医院

胡振奎  黄石市中医院

孙国付  黄石市中医院

陈慧丹  黄石市中医院

秦宜梅  黄石市中医院

而阳韬等12人则集体“下乡”，全部去往黄石所辖大冶市人民医院报到——大冶在黄石7个辖市、区中，疫情最为严重。以队伍到达的2月11日为时间点：黄石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74例中，大冶占了212例，排在第二位的是阳新县142例。

镇江援鄂“大冶战队”12人

初来乍到之际，黄石队伍也面临着诸多与张建国他们开局相似的挑战。黄汉鹏临危受命，除了被江苏省支援黄石医疗队临时党总支任命为第十党支部书记，主持相应党务工作，还被黄石市委组织部任命为所在黄石煤炭矿务局职工医院呼吸科业务主任。矿务局职工医院是一家二级综合医院，属于以骨科为主的偏专科型医院，内科力量相对薄弱，没有专门的传染科和呼吸科，亦无救治重症患者的经验和条件。

因形势所迫改建而成、拥有200张床位的该院新冠肺炎病区，是在黄汉鹏他们到达黄石的前一天才开始收治确诊患者。随即，黄汉鹏率队一手对病区首批收治的83名确诊病人进行全面排查、评估，完善救治方案；另一手对230多名医院员工及密切接触者建立随时监察的健康档案，并重新设置院感控制通道，以杜绝院内交叉感染。

而这一批镇江队队长阳韬到达大冶后，也被任命为大冶市人民医院隔离八病区业务主任，时该病区共收治着18名确诊和疑似患者，其中3名重症患者。“八病区”也是刚刚组建，人力资源极度紧张的时局下，当地“联军”大多来自外科、眼科、康复科、妇产科等科室，对内科基础知识有所欠缺，呼吸科专科技能更难以上手。始战那段时间，阳韬坚持每天查房，制定诊疗方案、指导相关病历书写、为患者操作呼吸机等设备救治，言传身教之下，“八病区”的整体作战能力很快得到显著提升。

甫到战地就发出心声“让当地同仁喘口气”的丁明，接到的任务安排不可谓不繁重：一、参与非新冠病人的收治；二、负责一个新冠疑似病区病人的筛查和诊疗工作；三、负责对全院新冠疑似患者的会诊，同时每天巡查全院4个留观病区，以便随时“动态处置”。对此安排，身为呼吸科主任医师的丁明坦承，最初是感到“有点失落”，因为，这与他直面新冠患者、尤其是重症病例的战斗愿望存在一定距离，“那才是真正的战斗。”

但丁明很快就领会到自己这一类似于“守门员”岗位的独特作用。本着“尽早发现，尽早干预”原则，丁明及其团队需要精准地在疑似患者中做出“新冠”与“非新冠”的临床甄别，以确定病人下一步归向，特别对那些高度疑似病人，要给予及时干预，以减少一旦确诊后的重症发生率。

不同于红区的“敌明我暗”，丁明所面对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常常“左手边是非新冠病人，右手边就可能是位新冠患者”，他必须争取做到“两不误”：一方面不能因为筛查新冠，而耽误了病人原有疾病的治疗；另一方面，不能让真正的新冠病例从自己指缝间漏过去，从而既延误了病人的治疗时机，也给社会造成后患。

“筛查中哪怕只有一例疏漏，这个人回到人群中去，都将带去无法估量的危害。”由此，丁明备感压力，他在前线日记本上写下“不负专业，不辱使命”八个字，每天下班回到驻地后都会打开本子看一眼，然后“回顾当天看过的所有病人，回忆每一个细节，看究竟有没有做得还不到位的地方”。

黄石市中医院的另一块牌子是黄石市传染病医院，有“黄石的小汤山”之称，早年在抗击“非典”时就曾有过突出表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这里成为黄石市区所有危重症患者的集中收治点。

在中医院ICU上第一个班，陈慧丹就被场面震住了：陌生的环境、凌乱的物品、垂危的病人……瞬间“产生了一种无助感”。但陈慧丹说，当看到熟悉的呼吸机、注射泵、监护仪、除颤仪，自己很快就进入工作状态。

2月16日是孙国付第一天在中医院参战，确切说，应是2月17日的零点至5点，“进入污染区前心情还是很紧张的”，但是进入之后“根本就来不及紧张害怕”。当天，“蛋黄苏”两地各有3名护士到岗，负责ICU里的13位重症患者，孙国付说，5个小时下来，他防护服内的衣服“一直都是湿着”。

包括李维亚等10名镇江护士在内，整个江苏队分配到大冶市人民医院的护士共22人，大部分都有呼吸科或重症医学科背景。李维亚讲述，排第一批进仓人员名单时，“当地的老师可能不想让我们太辛苦”，就问：这次能进仓的能有多少人。得到的回复是“全部可以！”李维亚后来才获悉，他们作为援兵到达的时候，当地医护人员大多已经持续战斗了近一个月没有休息。

上第一个班的这天中午近11点钟，6名队员已经坐上了大巴车，但还没发动，李维亚忽然果断地冲下车，飞奔进宾馆。再返回时，她手上拿着6大块德芙巧克力。原来，当天10点半的午餐，由于靠早餐时间太近，李维亚忘记吃了，而接下来起码5个小时吃不到东西，“想想有点害怕”，她就决定用巧克力补充些能量。“担心有人会跟我一样”的李维亚，也给小伙伴们每人分了一块，并催她们赶紧吃下。

到达大冶后，花2天时间通过了防护培训考核，从这一刻起，冷牧薇就开始“摩拳擦掌，做好了战斗准备”。第一次进仓，她上的是“危2组”，需要应对6个危重症病人，擦身、喂饭、打水……先是汗流浃背，继而“热汗变冷汗”。下班后回到宾馆洗过澡、吃完饭的冷牧薇，仍有“还在气喘的感觉”。

大冶10名镇江护士中，副主任护师杨慧与进病区的另9人不一样，她报到的部门是院感染科，任务是参与对全院存在的各种院感风险进行预防和管控，还要对大冶所辖基层医疗机构和隔离点进行安全把关。所以，到岗第一周时间里，这位不戴袖章的“感控纠察”主要下沉在乡镇，每天都早出晚归。

（明日请看《第四章  烽火岁月》之21节）

编辑：金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