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城的性格 补强“市”的基因

□华翔

近日,《政邦智库》刊发文章《郑永年谈中国城市的治理危机:“城”越来越大,“市”越来越小》。阅读之际,不由得想起了三座城市,包括我们镇江。

先看文章内容。郑永年说:“城市是由‘城’和‘市’两部分组成,前者是结构和物理空间,后者是经济交易和社会生活空间。但现在的城市治理构架下,城越来越大,市的空间被严重压缩,甚至被治理掉了。”他提出:“城市发展是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关键。这一点对整体国家重要,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加重要。只有各个部门的工作都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与“市”的关系,是郑永年此篇文章的基石。而这对关系,却让笔者想起了扬州与成都。这两座城市,曾经不约而同地,就“公园城市”这个城市发展新路径,率先理念创新、实践先行,但最终结果却是相向而行。江北扬州,其去年第八次党代会报告中,“公园城市”的字眼已然消失,最新的提法是聚焦三个名城建设——“产业科创名城”“文化旅游名城”和“生态宜居名城”。而西南成都,2月10日,正式迎来国务院印发《关于同意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批复》。据悉,这是国内首个公园城市示范区。

两座公园城市的不同际遇,或许正可以用郑永年的观点解释,即“城”的建设,必须与“市”也就是产业经济紧密结合,方能有不竭的澎湃动力与可持续发展。

先看扬州,5年间兴建了350座公园,密度达到“10分钟可达”的程度。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园建成并投入使用,公园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矛盾并未消弭,管理和维护等方面的问题也逐渐显现。《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关注,其2019年6月刊文《扬州耗资近百亿造350座公园:利益权衡是难点》,2020年10月再发文《扬州“造园”违法占地被督办 公园城市模式不可冒进》。

再看成都,建“城”的同时,始终不忘“市”的结合。探索“公园城市”建设,其发展思路是“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从而实现了从“空间建造”到“场景营造”的升级转变。于是,公园的诗意空间与城市的生活场景、消费场景自然有机地结合了,公园的生态价值与城市的商业模式、产业发展自然有机地结合了。《瞭望东方周刊》2020年系列报道《成都:公园城市示范区》,其中就写道:依托公园、绿道等绿色资源和开敞空间,当前,成都已统筹布局1764处、399万平方米文体旅商设施,全面提升42个商圈、63个特色商业街区,培育生态体验、文化创意、生活美学、体育运动等新兴业态和生活方式,公园城市成为新业态的成长发育之地。

成都的“城”与“市”的结合,不只在公园这一块。近年来,从成都走向全国的一个理念——场景营城,恰恰代表了一种营造城市公共空间的长期意图和城市战略,即以场景化提炼勾勒出城市生活的独特体验和情感共鸣,与旅游休闲产业和体验经济接轨,营造新消费空间与新消费趋势,从而汇聚能量,生成新经济业态。

于是,想起了我们的城市。“城”,自不用说。“扼南北要冲”是镇江的地缘价值所在。自古以来,镇江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正所谓“争雄地”。但也恰是这个“兵家必争”,让镇江的“城”的性格远重于“市”的基因。事实上,即使有交通优势,过去镇江的“市”也始终是把重心放在了易短期获利易搬迁的商贸流通业上,而疏于重长远发展重基地的实体工业。一个例子,当年的镇江地区,工业投资是大量放在了常州,而非地区行署所在地的镇江。另一方面,随着现代交通的极大发展,镇江商贸流通业地位的不断下滑,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于是,“市”的基因,不仅偏小,而且不全,存在缺失。或许,这也正是我们的城市过去走“产业强市”道路跌跌撞撞的原因之一。

如是,传承“城”的性格,补强“市”的基因,构建“城”与“市”的新型结合,当是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产业强市”道路时必须补的课。最关键,补强“市”的基因,不仅要补强产业基础,包括工业和其他新兴产业,更要补强与产业发展相一致的长远眼光与久久为功的意识。

“城”是争雄志,“市”有长久心。“城”与“市”合力,镇江当很有前途。

来源:镇江日报

编辑: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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