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30多年前与村田喜久吉先生相识的。那时，他任日中平和友好会常任理事，为促进中日民间友好经常奔走在大阪与镇江之间。1989年春暖花开时，因他的热心牵线，江苏工学院（1994年1月更名为江苏理工大学）开始不定期举办日本人学习汉语（也学中国书画、民乐、太极拳等）的短期培训班。他亲自将首批5名学生送到江苏工学院。我当时在市委宣传部从事对外宣传工作，该校外办卞焕铨主任邀我参加了1990年春季汉语班开学典礼，告诉我村田先生又一次来到镇江，并简介了他从日本战俘到我军航校教官再到中日民间友好使者的传奇人生。那天，卞主任特意安排我们对村田先生作了一次访谈。

那年，村田先生67岁，满头银丝，气质儒雅，目光温蔼。这位与我既隔着岁月风雨又长期隔着茫茫大海的长者，向我敞开了记忆的闸门。

从日本战俘到我军航校教官

1942年，他在日本关东军一支飞行训练队担任飞机机械师。1945年9月，日本战败后，飞行训练队300多人跟随队长林弥一郎等向八路军缴械投降，他也在其中。之后，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局主要领导人林彪、彭真、伍修权专门和林弥一郎谈话，希望他们为我军培养飞行员，协助我们建立一支空军。1946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宣告成立。3月1日，改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习惯称“东北老航校”）。由于国民党军的进攻，航校在白山黑水间几次迁移。航校开创之初，白手起家，环境极端艰难。林弥一郎和他原来的部下虽成为航校教员，但处于战火纷飞中，缺乏飞行教学使用的飞机、油料、器材等。因此首要的任务是与中国战友一起到辽宁、吉林各地去搜集日军破损的飞机及散落的器材、废旧零部件、油料等。村田就去过四平机场等处，有一次，他和西雅夫（中西隆）等技术人员在东安（密山）火车站调车场的仓库里，发现近100架飞机的废旧零件，还有许多破烂的飞机。中国的欧阳翼等同志还在另外一处发现一座日本秘密仓库和修理厂……破烂的飞机拆运回来拼装，有的甚至连两边的翅膀都不一样。他和同伴们克服当时器材极度缺乏的困难，保证了飞行训练的正常进行。他们甚至把美国的野马式战斗机改装成双座位的飞行教练机，来满足培训飞行员的需要。

黑龙江作家王忠瑜的《不谢的樱花》是一本访日的散文、纪实文学专集。书中有一篇写林弥一郎先生的长文，真实描绘了东北老航校创建过程中的历史场景，生动再现了林弥一郎等一批日籍教官、技师和中国战友并肩奋斗的感人群像。村田当年在航校奉献青春的身影，不时跃然纸上。“进行飞行训练，首先要有可供飞行教学使用的飞机，提供飞机的任务由林弥一郎的航空队里从事机械修理、教学的技术人员担任，其中有西雅夫（中西隆）、御前喜久三、村田喜久吉等人……航校决定用日本的九九式教练机进行训练，需要十几架甚至二十几架九九式。怎么办？只有从废品堆中挑选出能用的零件自己加以组装。这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主要由航空队里的高级技师御前喜久三、西雅夫（中西隆）、川原田、冢本好司、柳下岁之，以及左渡忠义、村田喜久吉、井上新一郎、井上猛等人来承担……”

交谈中，村田喜久吉娓娓而谈，言辞诚恳：“我在东北随所在部队向八路军缴械投降。既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忏悔，也是被八路军严明的纪律、英勇的气概和官兵融洽的关系所吸引，我主动要求留在八路军部队服务。我的请求得到当时东北地区中共部队高级领导的批准，我便成为八路军和解放军的正式一员，相继在通化、牡丹江、长春等地参加航空学校的筹建，并担任飞机机械修理的教学。同时，我也在航校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对很多革命道理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至今印象深刻。” 并当即背诵“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他说：“航校创建初期的工作是相当艰苦的，我们与中国的同志们一起，克服了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飞行员，适应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抗美援朝与和平建设的需要。有一种型号战斗机的飞行，按常规需经过240小时的飞行训练，可中国学员只经过40多个小时的飞行训练，便投入空战，创造了航空史上的奇迹，连苏联教官都非常吃惊。”从他的表情中，感受到他的思绪沉浸在与中国战友并肩战斗的烽火岁月里。

“学员里有一大批空军英雄，有的担任了中国空军和民航部门的领导。”说到这里，他的语气中透露出从心头溢出的自豪感。他告诉我，时任空军司令员王海上将当初就是东北老航校的飞行学员。空军战斗英雄王海搏击长空、屡建奇功的故事，我早在少年时就听说过。王海26岁时被提升为团长，是人民空军那时最年轻的飞行团长之一。他在朝鲜战场上击落击伤美机9架，荣立特等功、一等功各一次，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1984年7月，时任空军副司令员的王海参加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美国，还与当年的老对手、美空军参谋长查理斯·加布里埃尔有过回忆当年空中交手的对话。加布里埃尔很直爽地说：“我们交过手，我就是被你们打下来的。”

航校后来逐步引进苏联飞机，并由苏联教员授课。村田于1953年8月返回日本。这时，他已亲身感受到新中国是怎样在一个破烂不堪、满目创伤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体验到中国人民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他说：“我的经历使我认识到新中国是一个大有希望和前途的国家。”

也可能是村田先生一贯的谦逊风格，在交谈的2个多小时内，他基本没提他个人的贡献，总是称“我们”或者“我和中国同志”。

致力于中日民间友好交流活动

左二为村田喜久吉，左三为卞焕铨，右一为本文作者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村田致力于中日民间友好交流活动。成为“中国归国者友好会”（后改名为日中平和友好会）的第一批会员。他是大阪一家飞机制造厂的机械工程师，退休后的主要精力都在为中日经济技术和教育项目的交流合作牵线搭桥，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在日本，他也尽力帮助中国留学生，目的是希望他们早日学成归国。他还经常告诉留学生们，不要仅仅看到日本的发达，也要看到它的危机，如它的矿产资源贫乏，根本不能与地大物博的中国相比。看中国也不能只看到它现有的经济状况，更要看到它的未来和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都非常重要。

1979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在北京会见以会长林弥一郎为团长的日本“中国归国者友好会”访问团一行时，村田也在座。他发现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说：“近10年，我除了3次受中日友协之邀访华，还曾多次前来中国访问。看到了实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更加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我相信中国共产党现行的方针政策会使国家得到更好的发展。”

我问他为何这样积极推动日语培训班的举办。他笑道，要让更多的有志于日中友好的青年来了解中国，加深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就要先过语言关，同时也是接受中国民族文化的熏陶。每期有4周上课、1周的参观活动。镇江的风景名胜是学员的向往之处。村田主动提出应安排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还亲自陪同学员前往参观。他说，既要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历史真相，也要让他们亲身体验变化了的中国。他提出举办对日汉语短期培训班的建议。

村田喜久吉于1990年代初摄于长春

村田喜久吉不仅积极组织日本学员报名，而且每次陪同前来。从1989年3月至1998年9月，持续举办了10期。首届学员学唱了江南民歌《茉莉花》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还专门录制了由他们演唱的《茉莉花》公开播放。一衣带水的两国青年一代，相聚在书香校园和诗画镇江，携手传播、传承茉莉花般的芬芳友谊。

第一期学员小林太一在回国前用中文给老师写了感谢信，颇能代表留学生们共同的情思：转眼之间，一个月的留学生活过去了，真叫人留恋。可是想到不知什么时候能再来中国，心里还是很难过。中国有个诗人说：分别意味着在另一个美好的时刻重逢，让我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吧！你们，就像我们的兄弟姐妹似的，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愿我们的友谊日益发展……

那天访谈时，村田喜久吉告诉我他已是第三次来镇江了。他认为，地理位置对一个城市的发展十分重要，镇江不仅具备地理位置优越的特点，而且从江苏工学院即可看出镇江的教育和科技力量都很强。他建议镇江的对日交流要多接触大阪这样重要的工业城市。在有人民空军摇篮之誉的东北老航校的创建历史上，村田喜久吉的名字永远载入为之付出血汗、智慧甚至生命的300余名日籍解放军老战士的名单之中。而他不遗余力，在中日民间之间架设友谊长桥的情怀，也应为我们铭记。（赵康琪）

编辑：缪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