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滴石水

孙叔敖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国相），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将其列为华夏循吏第一人。《列子·说符》载：一天，隐士狐丘丈人对孙叔敖说：“人有三怨，子知乎？”孙叔敖向他请教何谓“三怨”。狐丘丈人说：“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逮之。”孙叔敖思考后说：“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于‘三怨’，可乎？”隐士听完后赞同道：“善哉言乎，尧舜其犹病诸。”狐丘丈人十分感慨，说孙叔敖说得好，这“三怨”对于尧舜这样的贤帝也都是难以解决的。

狐丘丈人说的“三怨”，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常态，古今皆有。爵位、权力和俸禄与官职成正比且相伴而生。官职越高，爵位越高，权力越大，俸禄也越厚。然而，爵越高，位数就会越少，一旦占据了更多人觊觎的目标，挡住了别人晋升、获取尊荣的道路，必然招致众人的嫉妒；对于一个政权而言，施予社会的总权力是有限度的，其中一个人拥有的权力更大，就意味着主上的权力在减少，而且权力越大对主上地位的威胁也就越大，因此很容易招致主上的憎恶；丰厚的俸禄，会使人拉大与众人生活的差距，锦衣玉食，极易导致骄奢淫逸，从而招致众人的憎恨。孙叔敖是楚庄王手下官职最高的人物，作为奴隶社会一个强国的国相，招致“三怨”再正常不过，狐丘丈人告诉他可能面临的“三怨”，我感到是对孙叔敖这位贤相的诚恳提醒。

孙叔敖清楚狐丘丈人这位隐士说的“三怨”是客观存在，但他并不认为这是高位者必然招致的结果，关键是自己的政治理想、思想品德和道德修养。他从容理智向狐丘丈人表达了自己身居高位而避免“三怨”的三个方法：首先，他爵位越高，心气越低。他清楚高爵位是以低爵位和无爵位为基础的，自己显贵是以不显贵的广大民众为基础的，绝不能对居处下位的民众颐指气使，一定要深怀卑谦之心，把来自于民众的显贵荣耀最大限度地还给民众。这样在受妒的高位上才能免除一些嫉妒。其次，他权力越大，处事就越是小心翼翼。孙叔敖清楚自己的权力边界，始终把自己的行为谨慎地控制在这个边界之内，绝不擅权用事，留足主上发挥意志的充足空间，免除主上的威胁之感。同时，慎重地按照规范、制度去行施权力，力求处政的平稳和妥善。第三，他的俸禄越厚，对民众的施予就越广。他不把丰厚的俸禄作为自己安逸享乐的本钱，而是当作施行德政、厚爱子民的资本，这样民众就失去了怨恨他的基本理由。因此，狐丘丈人情不自禁地赞叹：“善哉言乎！”

孙叔敖以自己为相的“三方”打破了狐丘丈人高位“三怨”的世态断言。不过，他应对的“三方”，绝不是嘴巴智慧，绝不是脱口秀，也绝不是思辨的高水准，而是他秉持一生的为官之道。史书记载，他是我国古代为官清正廉洁的典范《史记·循吏列传》说，他“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又“秋冬则劝民山釆，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淮南子·人间训》说，孙叔敖在出任令尹前，“倾尽家资，历时三载，决期思之水，而灌雩雩之野”，主持修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芍陂”，借淮河古道泄洪，筑陂塘灌溉农桑，造福淮河两岸。后又主持建造了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娄灌区，相当于现代新建的梅山灌区中干渠所灌地区。他治水业绩显著，得到楚庄王赏识，遂令其为相。辅助楚庄王后，他以民为本，宽刑缓政，止伐生息，农商并举，政绩赫然，翘楚中华。

而他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相，吃穿简朴，家徒四壁，妻子穷困，负薪而食，连马都不得食粟。孙叔敖功绩卓著，楚庄王多次赏赐，他坚辞不受。做了楚国三次国相，去世时连副棺椁都买不起。“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恶。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长有者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辞而不受，请寝丘。与之，至今不失。”《列子·说符》这段话的意思是，孙叔敖临终对儿子说：庄王多次要赏给我土地，我都没有接受。我死后如果庄王非要赏赐你土地，千万不要接受肥沃的土地，因为肥沃之地，向来是人们争抢的对象。他告诉儿子，在楚越之间有一个寝丘，不仅土地贫瘠，地名也很不吉利，是人们畏惧嫌弃的地方。那里虽然土地贫瘠，但只要辛勤劳作，可食温饱。尽管地名不吉，可长久拥有。孙叔敖死后，楚庄王果然重赏沃地，孙叔敖儿子坚决拒收，并说了孙叔敖临终心愿，庄王满足了孙叔敖的愿望，将寝丘之地“与之”，而“至今不失。”

孙叔敖离开我们已经有2600多年了，他高位应对“三怨”的“三方”，却仍然闪烁着为政者睿智的光芒，我辈当深悟之。

编辑：缪小兵

审核：滕建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