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滴石水

李膺，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刚正之臣。《后汉书·李膺传》记载，他生性刚正不阿，行事果敢刚毅，任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风弃官”，即他下面的郡县长知其刚正威严，竟然一个个挂印弃官，生怕被查处。任司隶校尉时，“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严，惧罪逃还京师，因匿兄让第舍，藏于合柱之中。膺知其状，率将吏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汉恒帝最宠信的大宦官中常侍张让，当时权倾朝野。其弟张朔恃兄横行，贪夺无厌，滥杀无辜，作恶多端。听到李膺当了监督中央和周边地方的监察官，吓得逃到张让府上，躲进空心柱子中。李膺得知，径直到张让舍第，击柱捕朔，问清罪证，立即诛杀。从此，那些黄门侍郎个个吓破了胆，大气不敢喘，二门不敢迈，休息日都躲在宫庭中。汉恒帝奇怪，问他们原因，都哭丧着说：怕李膺校尉。“天下模楷李元礼（即李膺）”，乌烟瘴气的东汉朝廷，出了李膺这样的刚正之士，朝野口口相传，成了天下人称颂的标杆。著《后汉书》的范晔说：“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概，波荡而从之。”李膺可谓汉朝最后的风骨。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刚正之士，却经受了两次党锢之祸。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李膺因严厉刚正打击宦官受到诬陷迫害，他“慨然赴狱，受三木酷刑。”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们向年仅14岁的汉灵帝进谗，诬陷李膺等人“欲图社稷，意图谋反”，灵帝即下令逮捕诛杀李膺等党人。同乡对李膺说：赶快躲躲吧。李膺回答说：“侍奉君主不躲避灾难，有罪不逃脱刑罚。这是我的节操。我已经六十岁了，死和生都由命中注定，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他毅然赴朝廷诏令的监狱，被拷打致死，妻儿被流放边疆，门生、故吏和他们的父兄，都被禁锢。

对李膺的刚正和受诬致死，历朝历代的史学大家从政治生态、社会环境、君臣关系、个人禀性等各种角度进行过研究。尽管观点各异，但综合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共同之处，即刚正倚国。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属，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这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述东汉末年昏乱朝政中李膺等刚正之士悲壮事迹后，发出的感悟。这位史学巨匠清楚地告诉后人：天下有道，朝政清明，是刚正之士生存显能的福音。而昏乱之世，四海横流，刚正之士想激浊扬淸，“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属”，结果是“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这样的结局“不亦悲乎”！所以，刚正之士，只有与有道天下共同作用，才能“君子扬于王庭”，社稷蓬蓬勃勃。这一点，包拯、赵抃、唐介等刚直之臣，和赵祯共同开创“仁宗盛治”很能说明问题。

“必真知实践，求无愧于古圣贤”的南宋著名教育家、理学家陈普，研究李膺等刚正之士后感慨而诗：“凤麟自古待明时，矶虱何堪论是非，可是首阳可埋骨，争知人怨首阳希。”他很惋惜李膺这样的“凤麟”之士，没有遇到“明时”，与张让等宦官们谈是非，等于是与“矶虱”们论长短。李膺的刚正仅仅是个人的力量，没有倚恃的清明朝政，是独力难支的。

“一代史家，千秋神笔”的近现代史学家蔡东潘，研究东汉末年李膺等刚正之士振臂急呼，慷慨赴义，欲挽大厦于倾倒的历史状况后，百感交集，在《中华五千年》中写道：“若李膺等虽素怀刚正，而当国家开道之秋，不如洁身远害，天地闭，贤人隐，古有明言，乃以一时之矫激，祸及海内，宁非愚忠？”“惟李膺杜密范滂诸人，不知韬晦待时，徒以一朝之标榜，祸及身家，株连亲友，是岂不可以已乎？”恒、灵两朝，宦官横行，外戚作恶，满朝污浊。身处这样的大环境中，蔡东潘认为李膺们虽“素怀刚正”，也只能洁身远祸，韬晦待时，不应刚正矫激，祸及天下。刚正之士再有哲睿之思矫激之行，遇到像恒、灵两帝的朝廷，是无法实现其抱负的。

刚正倚国，而又绝非国难不振，消极处世。蔡东潘在评论李膺等刚正之士的后面，又写了一段话：“徐孺子谓大木将颠，非一绳所能维;郭林宗谓天之所废，不可复支，正洞明权变之言，故卒能超然于党祸之外。”洞明权变，避开党祸，应是刚正之士在“大木将颠”“天之所废”时的处世之道。

编辑：毛蕴劼

审核：杨佩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