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琪

我是从小学习音乐的，尽管学的是西洋乐器，但对笙、萧、筝、埙这些中式古典乐器也非常喜欢，我认为它们的音色和表现力，一点也不逊于钢琴、小提琴、长笛、小号。

但我一直有个非常深的疑问，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古典音乐相较于欧洲，显得如此线性和单一。

这种单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式古典音乐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一直使用五调旋律（直至宋朝才逐渐增加七音），即宫、商、角、徵、羽，相比西洋古典音乐缺少了f和b，更少了十二平均律的升降调，这就导致我们的旋律排列组合的方式远远少于西洋音乐。

二是中式古典音乐一直没有统一的、可习得的作谱方法，譬如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乐器——古琴，在千年中一直使用的是非常不容易学习的减字谱，如果没有老师指点的话，这种谱一般人是很难理解的。

第三点也是我多年来颇费解的，传统中式古典音乐中没有和声概念。西方音乐理论中的小三和弦、纯四和弦、减七和弦，中式古典音乐中都从未引入或被发现过，所以传统的中式民乐合奏，实际上是一种齐奏——所有乐器演奏的都是一样或类似的旋律。

这些线性和单一的遗憾，使得我们的传统音乐在表现力上只能依靠音色和朗朗上口的旋律取胜。我有时会为这些出色的民乐乐器打抱不平，认为它们漂亮的音色没有能够通过最好的乐曲来展现。

于是我去查阅了一些资料，想研究出中西方音乐发展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

查阅的结果令我感到震惊。原来古典音乐并不是中国唯一先发后至的领域，绘画、天文、地理，许多灵光一现的发明、观测和意识，我们几乎都早于欧洲数百年甚至一千年，但无一例外地昙花一现，起步虽早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直至今天，我们仍在许多行业中努力追赶欧美的脚步。

有很多文章和著作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其中有一个观点我非常赞同，作者认为东方人更像文科生，而西方人更像理科生。

西方音乐的和声理念起源于公元前500年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的研究。毕达哥拉斯是弹奏里拉琴的，他一直笃信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数学来解释，当他偶然经过铁匠铺时，发现敲铁的声音有时和谐，有时刺耳，他认为这一定与振动的数值有关，于是做了著名的“琴弦实验”，并且发现了复调。加上公元9世纪唱诗班的僧侣们发明了“奥尔加农”复音，西方古典音乐的瑰丽乐章才有了落脚点。

中国的古典音乐，讲究高山流水，仙风道骨，是文人们清高而不可与世俗言的自我情趣。我们习惯了天人交合的独奏，而不习惯互为补充、有主有配的大合奏，即便我们听到敲铁之声或清泉滴石，也绝不可能拿起纸笔算一算这其中的数学规律。落到纸面，这意境就破了。

不止音乐，万物皆是如此。中华美食博大精深，一万个人做出来却是一万种风味，菜谱里只说，盐适量，酱油少许，翻炒片刻，倘若没有师父手把手的指导，凡人着实难以领会，美味与否只好听天由命。

想必第一个发明如此佳肴的厨师，就从未考虑过在菜谱中将调料、火候、时间量化一下。毕竟3g孜然，12盎司橄榄油，量杯天平一摆，这中餐的意境就破了嘛。

所以老行当最难的便是传承，徒弟天赋不济，手艺粗劣，师父一旦不在，这行当就失传了。嵇康弹奏《广陵散》数年，却“秘不授人”，行刑前成百上千的群众前来听他弹奏，但由于记谱方式的落后，听者也无法将嵇康的演奏方法详细记录下来，于是嵇康一去，广陵绝矣。今人只知道此曲绝佳，却无从听闻。

明代“律圣”朱载堉发明的十二平均律，早于巴赫52年，但发明之后有如石沉大海，既无人演奏也无人讨论，直到传教士将十二平均律带去欧洲，古典乐器的新世界才终于打开。

《春秋经·文公十四年》写道“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自此之后，历史上中国对哈雷彗星的记载多达31次，然而记录了也就记录了，众人只当星宿彰显国运，不作科学研究。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任何惊艳的发现都变得毫无意义。

古代中国人太像一个羽扇纶巾、宽袍大袖的文科生，浮光掠影，蜻蜓点水，从皇帝到百姓，都不大重视基础科学的发展，又缺乏严谨的理工科思维模式，而西方人则像一个兢兢业业的理科生，不断演算、不断试验、不断归纳，寻找科学规律和量化可能，于是在过去的百年甚至千年之间，上探宇宙，下指地心，在科学、商业、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可推广的进步。

如今我们吃着量贩式的麦当劳必胜客，钢琴上摆着哈农和车尔尼，听着NASA传来的宇宙信息，关注着AlphaGo Zero惊人的围棋水准，不妨放下那曲高和寡、不与人闻的清高思维，好好地研究一下，最好吃的煎饼果子应当撒几毫克的五香粉罢。

（作者单位：市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