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铁俊

缘起分析

国际上通常的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发达国家老年化进程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就进入了老年化社会。

显而易见，我市自1986年步入老年化社会后，老龄化问题继续加剧，截至2017年，我市60岁以上户籍人口占总人口之比高出全国8.8个百分点，高出全省5.9个百分点；65岁以上户籍人口占总人口之比高出全国6.4个百分点，高出全省5.4个百分点。

早在1980年，美国人埃德加·卡恩就倡导“时间银行”的概念，他希望“互助互惠、分享价值”的模式能为社会变革带来一些精神和经济效益。2007年，瑞士非营利组织施善基金会在小城圣加仑和阿彭策尔地区展开了有趣的尝试：鼓励人们照顾陌生老人，并将做义工的时间积累起来，等将来自己年老或生病需要照顾时，再接受他人的义工服务，这个项目被形象地称为“时间银行”。

在瑞士之前，社会老龄化现象严重的日本更早就吃“螃蟹”了：1977年，民间人士水岛照子在大阪成立“劳力银行”，参与者服务一小时可得到代币回馈。

上世纪90年代，时间银行进入了中国。上海市虹口区晋阳社区居委会1998年率先创立了“时间储存式为老人服务模式”。2013年9月28日，武汉成立首家时间银行，一个月内有30多人通过志愿服务“存入”了时间。2018年7月18日，南京市鼓楼区时间银行互联网服务平台上线，志愿者可以在线“接单”。

存在问题

“时间银行”作为一种既不一味依赖子女，又能有效减轻国家负担的养老方式，自推出之日起就颇受欢迎，然而却叫好不叫座，即使是在炒热了“时间银行”养老概念的瑞士，这一模式也难以大规模推行，究其原因有三：

一是思想认识问题。全社会对进入老龄化时代到来面临的挑战和压力认识不充分，总认为政府会兜底，没有意识到个人对自己老年生活应负的主要责任，尤其是对老年面临的失能、失智、家庭变故等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对策。根据国家老龄委的推断，即使养老机构建设再多，也只能解决4%的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绝大部分的养老需求要在居家社区中得到满足。

二是政策保障问题。国家和地方政府缺乏法律和法规层面推进互助服务“时间银行”的保障机制，如面对人口流动率很高和时间银行布点不够，“账户”无法通存通兑等问题，如何加强部门协调，统筹异地供需管理；在大数据、智能化时代，如何借助互联网技术为服务时间的确认、登记以及服务者的培训、服务质量的评估、安全风险的控制等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等。

三是公信力问题。通过时间银行养老，本质上是一种民间互助的循环服务模式，这对社会资本和诚信机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人们缺乏义务感和认同感，人际关系淡漠疏远，社会资本匮乏，组织集体行动就会十分困难，而时间银行往往着眼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的未来，这更加挑战人们对社会的信任。

具体建议

一是进一步加大舆论宣传。预计到2020年，我国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口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纯粹依靠家庭养老显然不现实。而互助养老能够有效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和社会养老的不能，具有就地养老、整合资源、地缘相近和成本较低等优点，符合大多数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和我国“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文化传统，易于被人们接受。

二是进一步凸显政策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已经发布的《镇江市“十三五”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规章制度、健全保障体系、完善服务体系、推进医养融合等任务，重点打造失能失智老人照料、老年宜居建设改造、启动互助养老“时间银行”等工程，推进地方立法，完善保障机制。

三是进一步深化试点实践。坚持硬件建设和软件提升相结合的原则，系统谋划，分类指导，分步实施，在完善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硬件设施规划建设标准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质量的监管，加强对参与“时间银行”服务的志愿者的培训，出台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教育培训和心理关爱等方面的服务标准。

（作者系省镇江第一中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