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正是我步入成年成为一个“新农民”的时候。好多农活是在又苦又累的情况下“干中学,学中干”的。农忙期间我最急最怕,因整天赶时间,超强度的日工夜工,轮轴转,对于我们刚参加干农活的“半大人”来说,实在受不了。

那时我们生产队有280多亩土地,总人口130多人,男女劳动力80多名,农业生产没有一点机械化,全由人工完成收种任务。有句谚语:“重阳无老少”、“霜降一起倒”,意思是所有的秋熟作物,到了农历的九月九重阳节气就不分嫩与老,到霜降的节气时都可以收割,秋收秋种的“大幕”也就正式拉开了。

我们生产队收割稻谷有时分组、分人、分任务,一个劳动力割一亩稻子给一个劳动工分(我队里在当时的几年里一个工分0.26元至0.38元钱之前)。收割稻子在保证数量的同时还要求有质量,割六棵稻子为一把,在割第一棵时稻茬要留长一点,这样可把割下来的稻子根部放在第一棵的长茬部分,使其容易晒干,第二把六棵割下来交叉放在第一把的上面,每两把放一茬根上。阳光好时三天后稻子扎成小把,收挑上场。稻子割在田里,最担心天下雨,一旦下雨没晒干的稻子雨前抢收上来,堆压在谷场上,易发酵腐烂。如不抢收稻谷淋在田里,时隔几日后稻谷又会发芽霉烂。遇上这一情况我们生产队总是想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的程度,采取的办法是先把稻谷扎成一小把一小把,然后再一小堆一小堆,堆码在田埂上,待雨停地干时担运到打谷场。那时打谷场全是土质的,二百余亩水稻一下子上场堆放是不可能的,每天必须把已上场的二十亩或三十亩的稻谷先脱粒完成。

白天在田里收稻,晚上在场上脱粒,村上那时已通上了电,生产队唯一的农机就是一台电动脱粒机。我们开夜工时九人组一个班,分为上半夜一个班,下半夜一个班。上夜班的时间是十二点至早晨五点。每班的具体分工为:脱粒机上四人,机后捆稻草两人,机前招扒乱草、稻谷一人、搬抱稻把供机脱粒一人,拎、堆放稻草一人。这些分工中最辛苦的是机上脱粒的人员,站在那里几小时,双手握着稻谷把子向左向右不停地翻动着稻把,摆动着身子,把稻把分开小心翼翼慢慢地向后移向前移,稻把上不遗留一粒稻谷。机上的人员既累又脏,还有安全隐患。有的稻把过分潮湿时,稻把上机一不小心搭上去,手有时会同被卷上脱粒机,手指手背瞬间被机齿打得血肉模糊。脱粒下来的稻谷当天要扬净晒干,这些秋熟的稻谷,是全年公粮任务的大头,需及时送到镇粮站。秋季有十几万公斤的稻谷,同期上场是无法存放的,必须得边脱粒,边扬晒,边送运。

稻谷脱粒秋收这方面做得差不多时,生产队要集中精力攻秋播秋种。稻谷全部上场以后,稻茬田要及时翻耕、斩垡、挖沟,种上三麦。二百多亩茬田的翻耕任务,在很短的时间里有队里的五只水牛来承担。那时候队里的耕牛也是很辛苦的,与人一样,既做得苦,还没有吃。大忙时万物收枯,青草变成老草。人都吃不饱的时候,不可能有粮食喂牛的,在耕田前,饲养员总是弄一点草糠(稻草碾碎的)淘淘水喂喂牛。刚收割完的稻茬田,未经风吹日晒,大都很泥泞,耕翻出来的长条泥垈子又湿又粘,必须用锄头把泥垈子斩碎斩细才可播麦种。斩泥垈子是一项费时费力的活,白天赶不完,逢月夜就开夜工斩泥垈,每一个劳力分一段田块,硬任务,不论你斩到夜里几点钟,当夜必须完成分给你的斩垈段块。

在晚间斩好的泥垈田块上,白天再施土上家畜家禽的堆肥灰。好几十立方的灰肥从场角到田间,我们饿着肚皮不知要挑多少担,不知要往返多少次,不知要跑多少路。基肥施后,再播上麦种。播麦种的同时还有一项更重要更辛苦的活——挖沟。三麦生长期最怕水,所以田间的排水沟也格外重要。两亩左右长方形的田块,长八十余米,宽十五至十六米,每块田里的沟要挖上好几条。挖三百米队里给我们一个劳动工分。挖沟还需符合三个标准,一是沟的直度,二是沟的宽度,三是沟的深度。每天傍晚收工前由队里的农技原测长度,验标准,按质打折给工分。我们为了多挖多得工分,手心里磨出了好多水泡,仍忍痛坚持在挖。一天为了能多挣上几分工,中饭碗一放,就跑到了田间。

秋收秋种在农历的十月份左右,是白天短夜天长的时节,称“十月中梳头吃饭都是工”。文/赵理章

编辑 马彦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