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中年时期,全国出现了书法热,这个文化喜讯触到了我的兴奋点,因为我一直爱写毛笔字。“字,是知识的衣裳”,这句脍灸人口的名言早在我幼年时期就铭记在心,这个理念如同一粒艺术的种子植入体内,与我心智一块儿生长。小时候练柳公权颜真卿的字,满以为楷书是最美的。中学时候看一位陈老师写标语,方知楷书以外还有隶书,那种蚕头雁尾的笔法,秀媚的字形,煞是美丽,真是一见钟情,我深深地爱上了它。可是这位“情人”太高贵,在无纸、无笔、无帖,更无时间的日子里,我无法接近它。偶尔去公园,看到隶书楹联,就用心临摹,读字,背字,以后在劳动休息时,用树枝在田边地头默写,以解相思之苦。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在我担任文化站长以后,正儿八经地学习书法却是在全国的“书法热”以后。

最初,是兴趣让我亲近书法,其后是坚持送我迈进艺术之门。学习书法三十余年,没有特殊情况,决不会放下手中的笔。这种坚持不仅是生活习惯,甚至成了疗救我精神创痛的一副良药。比如,偶遇失眠或心绪不佳。我不用药物治疗,而是用书写的方法去平息杂念和愁绪,使心灵得到平静和放松。这种屡试不爽的书法疗法,与佛教“禅定”、气功学的“静功”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耕耘就有收获,我的书法作品在江苏、上海、长沙等地地比赛中入展、获奖,2013年参加《书法报》常州重阳书画展获得银奖(系全国性的一次书画盛会),就我而言是最高奖项。

农村文化站一人一站,经费奇缺,但文化工作门类繁杂,群众需求多种多样,若要适应工作,就必须做到一专多能。鉴于此,工作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会什么就干什么,以至于长期坚持下来,我能在挥毫泼墨,吹箫抚琴,弈棋打拳,演戏习文等方面都可以展示拳脚,给人以示范,受到同仁赞许。学以致用是我中年时期的读书主要特征。

退休之后是我此生中最佳读书时期。所谓最佳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想读什么就买什么,一点不心疼钱,宁愿戒烟酒、穿旧衣。拥有大把大把的时光,再也没有功利目的和生活的羁绊。更为惬意的是,独享一座大书房,在宽敞明亮安静的环境中与书(我称为不做声的先生)进行对话交流。尤为重要的一点是,企盼获得自由和快乐成了读书的唯一目的。我六岁进私塾,《三字经》《孟子》背得滚瓜烂熟,却一点不知所云。高中阶段听说过《金瓶梅》,说是淫书、禁书,心生好奇,可惜无缘一探究竟。现在是时候了,把它们统统找来,一一细读,岂不美哉!当然,我也不愿错过及时读到当下名著,便想出一个交叉阅读法,可以同期阅读数本书籍,成全了鱼和熊掌兼得的愿望。重读《三字经》以后方明白,原来它是儿童版的廿四史,怪不得小时读它,既觉朗朗上口,又感艰涩难懂。随后,沿着这条古书之道,依次读了《易经》《四书五经》《道德经》等等古典名著。真是不读不知道,一读开了窍。两千多年前在中国的大地上,涌现了一批高智慧的哲人,为解决当时人间复杂的关系,他们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地从千千万万的个案中,提出共相,因而使人际关系由复杂而凝结为单纯。在此基础上,创造文化,开辟文明,使人生迈入更高灵性的境界。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伟大的国度,作为一名中国人怎能不为之自豪呢?

读书岂止给人愉悦,也能助人修身养性。我在六十多岁时,曾受命于党组织,负责一个镇的老年文体活动。几经寒暑,上下求索,正在风生水起时,突发疾病,不得不辞去公务专心养病。人真是个怪物,我不去致力于早日康复,却陷入胡思乱想之中,觉得人生终点将至,什么事也不能干,活着已无啥意义。这一折腾,又添新病,赶紧找心理医生。医生说:你可能患上强迫症,是心理疾病,我给你开点药,能不能治好我无把握,我以为要治好最终要靠你自己。我想这话也对,回家之后就翻书,庄子的“日以心斗”一说对我的触动很大。它的意思是,人每天都用自己的心和他人或自己的欲望搏斗。我的欲望是什么呢?“争强好胜”、“不服老”,这些东西老是作怪怎能不生病呢!从此以后,我尝试着用心去克服它们,静下心来读书、练太极拳,时间长了,新病不治自愈。

翻阅了无数图书,见识了众多的黄金屋和颜如玉,可惜生不逢时,生财无道,最主要的是并无兴趣,故物质财富与我无缘。我格外心仪的书是文学作品和诗词,心甘情愿地接受它们对我心灵上的熏染和精神上的教化。经过梳理,我在如下几方面是有感受的:人在失意之时,最想得到温暖和抚慰,此时读书,就觉得与现实生活相比,书中的天更蓝,水更美,爱情更理想。书是提供善德的,书读多了自然会培育成一颗善良之心,连读过书的小偷在窃时,手也会颤抖的。读书人很敏感,他能迅速地捕捉到其种信息,立即抵达到事物之本质。读书人能与人友好相处,如若不能相处,则会悄悄离去,决不恶言相向。书读多了,也不会像暴发户那样,财富越多越膨胀,恰恰相反,他会愈加觉得自己无知,更加虚怀若谷,待人更谦逊平和。

纵观一生三读,感慨万千,少年时期苦中读,收获的是励志与梦想;中年阶段忙中读,得到的是才情与智慧;老年时期闲中读,收获的是自由与快乐。若用一句话概括,则是:人生有趣,世界真美。(作者 汪德贵 京江晚报编辑 卢伟庆)